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分析

Ⅰ 為什麼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

我國上市公司偏好股權融資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股權融資成本低且風險小

上市公司在選擇融資的方式時，最先考慮的就是融資的成本。由於我國很多企業都處在成長發展期，可能無法承受債務融資的高成本和高風險，所以在選擇融資方式時，會優先選擇股權融資，盡管可能債務融資可以起到抵稅的作用，但是相比不能償債帶來的風險，上市公司選擇了更為保險的一種方式方法。相對應的，股權融資雖然也有自己的風險，比如會導致母公司的控制權下降等等，但是不必每年都分紅的彈性規則還是被眾多上市公司青睞。但是根據我國特有的國情，我國上司公司股權融資的成本實則是比債務融資成本高的，相關學者主要出於以下幾個原因的考量：

1.上市公司分配的現金股利少。在我國，不分配股利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現象，即使分配股利也是以股票股利居多，現金股利很少，因此，股利支出並不會對我國上市公司形成太大的成本。

2.我國上市公司大都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股一直處於控股地位，形成「一枝獨秀」的股權結構，所以傳統上認為的股權融資控制權削弱成本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幾乎為0。

3.上市公司股票發行價格偏高。我國上市公司股票發行價格普遍高於股票自身的實際價值，股票的市盈率(P/E)維持在高水平，因此公司通過股票融資能獲得更多的可用資金，進而降低了融資成本。

我們再來討論債務融資，一方面債務人對債務的融資有諸多使用用途的限制，使融資方在公司諸多發展方面都會顯得躡手躡腳，銀行對於貸款的很多限制性條款，讓企業感到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一旦融資方沒有及時償還借款，比山飢如周期性的經濟不景氣等原因，銀行出於利己的角度，大多數情況下會選擇債權保全，企業將會面臨破產的風險。而股權融資使得公司擁有一筆永不到期的自由支配的資金，股權融資的這種「軟約束」特徵實際上也降低了資金成本。

(二)股權結構不合理

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第一，股票種類過多，有內資股和外資股，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國家股、法人股和職工股，A股、B股、H股和N股等;第二，股權高度集中。公司的股權基本上由前三大股東控制，控制權達到40%以上，大股東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故而融資決策顯然由大股東操縱。由於股票發行造成的高溢價會提高公司的凈資產，所以被大股東所偏好，而債務融資造成的經營性約束會給他們的經營帶來壓力，這也導致了大股東對債務融資的厭惡態度。

(三)內部人控制攔高嚴重

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內部人控制」，公司的管理層實際上控制著公司，而股東的權力受到削弱甚至被架空。我國上市公司大都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股「一股獨大」，由於所有者缺位和代理鏈過長，國有股難以有效的行使股東權利。同時，我國的股市波動性比較大且通常不符合情理，實質上並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價值投資，股權融資的投資方大多也是出於短期利益的考慮，不會對公司的實質性經營提出建議，而只是選擇用腳投票，即一旦被投資企業不符合自身的利益考量，就會選擇拋出股權，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司的決策很多時候是由管理層一手決定的，企業的決策喪失了所有權人的監督，管理層的目標難免會與公司利益相悖，即會出現代理人問題。由此會導致公司可支配的現金流減少，損害管理層的在職消費利益等，而且債務融資會加強債權人對管理層的監督，一旦公司不能償還到期利息並最終導致破產時，管理層的利益將會消失殆盡，所以管理層在本質上是厭惡債務融資的。相比之下，股權融資則賦予管理層更多自由支配現金的權利。

(四)債券市場和中長期信貸市場不發達

在完善的資本市場下，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多樣化的融資方式來優化資本結構，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資本市場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融資方式存在明顯的不均衡狀態。股票市場門檻低且進出自由化程度高，政府監管不到位，上市公司信息的公開性和真實性也無法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決策者可以通過內部消息賺取超額收益。與此同時，我國債券市場發展緩慢，企業債券的發行相當嚴格，審批程序復雜，加上我國商業銀行的功能尚未完善，政府對商業銀行利率的干預性強，商業銀行對長期借貸十分謹慎，公司為了籌集長期資金，就不得不求助於股權融資了。

拓展資料：

股權融資是指企業的股東願意讓出部分企業所有權，通過企業增資的方式引進新的股東，同簡唯尺時使總股本增加的融資方式。

股權融資所獲得的資金，企業無須還本付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同樣分享企業的贏利與增長。

Ⅱ 如何進行融資結構評價

這個題目太大了點，最好找相關的書讀一讀。參考下面的文章。

上市公司融資結構與融資成本研究

一、我國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及股權融資偏好

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兩個渠道，其中內源融資主要是指企業的自有資金和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資金積累部分；外源融資即企業的外部資金來源部分，主要包括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類方式。直接融資是指企業進行的首次上市募集資金（IPO）、配股和增發等股權融資活動，所以也稱為股權融資；間接融資是指企業資金來自於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等債權融資活動，所以也稱為債務融資。

我國證券市場成立迄今已有十年多的發展歷史，股票市場的大規模發展為上市公司進行外部股權融資創造了極其重要的場所。以上市公司境內的A股融資為例，1991年——2000年的十年期間，累計股權融資總額超過了5000（（億元，其中首次發行籌資額累計達到2967.98億元；配股融資累計達到1637.85億元；增發融資累計達到256.91億元。

但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的內源融資在融資結構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外源融資比例遠高於內源融資，而那些「未分配利潤為負」的上市公司幾乎是完全依賴外源融資。其次，在外源融資中，股權融資所佔比重平均超過了50%0，其中上市公司通過股票市場公開發行A股進行的股權融資在全部股權融資資本中的比例平均達到了17%左右的水平，並且隨著股票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有理由認為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還將繼續快速上升。

然而，在西方企業融資結構中，根據啄食順序原則，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順序首先是內部股權融資（即留存收益），其次是債務融資，最後才是外部股權融資。

從美、英、德、加、法、意、日等西方7國平均水平來看，內源融資比例高達55.71%，外源融資比例為44.29%；而在外源融資中，來自金融市場的股權融資僅占融資總額的10.86%，而來自金融機構的債務融資則佔32%.從國別差異上看，內源融資比例以美、英兩國最高，均高達75%，德、加、法、意四國次之，日本最低。從股權融資比例看，加拿大最高達到19%，美、法、意三國次之，均為13%.英國、日本分別為8%和7%，德國最低僅為3%.從債務融資比例看，日本最高達到59%，美國最低為12%.可見，美國企業不僅具有最高的內源融資比例，而且從證券市場籌集的資金中，債務融資所佔比例也要比股權融資高得多，可見，西方七國企業融資結構的實際情況與啄食順序假說是符合的。

但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順序表現為股權融資、短期債務融資、長期債務融資和內源融資，即我國上市公司的融資順序與現代資本結構理論關於啄食順序原則存在明顯的沖突。事實上大多數上市公司一方面大多保持比國有企業要低得多的平均資產負債率，甚至有些上市公司負債為零，但從實際上看，目前1000多家上市公司幾乎沒有任何一家會主動放棄其利用再次發行股票進行股權融資的機會。我們將中國上市公司融資結構的上述特徵稱為股權融資偏好。

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的具體行為主要體現在擬上市公司上市之前有著極其強烈的沖動去謀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成功上市；公司上市之後在再融資方式的選擇上，往往不顧一切地選擇配股或增發等股權融資方式，以致形成所謂的上市公司集中性的「配股熱」或「增發熱」。但上市公司這種輕視債務融資而偏好股權融資的選擇，並沒有換來公司經營業績的持續增長和資源配置效率的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無論是通過在一級市場首次公開發行A股還是通過配股或增發再融資的效率都是不能令人樂觀的。

二、上市公司融資成本的計算及特點

近年來，國內已有許多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對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進行了研究，但一些研究的局限性在於：沒有能夠牢牢抓住融資成本這一主線展開對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行為的實證研究。而我們認為，無論是債務融資還是股權融資，上市公司的任何一種融資方式都是有成本的，而評價上市公司外源融資策略合理與否及融資結構優劣的最重要的標准或出發點就是上市公司的融資成本。

上市公司的融資成本存在「名義成本」和「真實成本」之分。目前國內大多數關於上市公司融資成本的研究文獻中所提到的或所計算出來的融資成本實際上只是表面意義上的，即應屬於「名義資本成本」。而問題的關鍵和實質則是究竟應如何合理計量上市公司的「真實資本成本」或「真實融資成本」。

我國學術界和金融實務界在有關「真實資本成本」的計量問題上迄今尚未形成統一的標准，並且目前關於上市公司的融資成本計量和測定問題的研究也很少。本文在綜合借鑒並吸收了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之精華基礎上，建立了一套中國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股權融資成本和融資總成本的計量模型，並且以自1998年——2001年上半年全部實施過增發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公司進行了實際計算和統計分析。

上市公司的真實融資成本。數據顯示，1998年實施增發的上市公司，無論是股權融資成本還是融資總成本，增發後都要高於增發前，如股權融資成本增發前平均為18.8%，增發後則上升到31.19%；融資總成本由增發前平均為15.16%上升到增發後的22.45%.但從1999年開始，增發後的股權融資成本和融資總成本都要低於增發前。如1999年實施增發的公司，股權融資成本由增發前的28.24%下降到增發後的20.79%，融資總成本由增發前平均19.65%下降到16.76%；2000年實施增發的公司，股權融資成本由增發前的20.54%下降到增發後的16.58%，融資總成本由增發前平均16.07%下降到14.43%.此外，不同樣本公司的股權融資成本和融資總成本差異還比較明顯，比如1998年實施增發的上市公司，股權融資成本最高的達到38.66%，最低的為24.47%；2000年實施增發的公司，股權融資成本最高的為41.51%，最低的僅為5.36%.

由此可見，對於實施增發再融資的上市公司而言，無論是股權融資成本還是融資總成本都要比名義融資成本要高得多。

三、上市公司股權融資行為與債務融資行為和融資總成本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

為了對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進行深度分析，我們通過建立適當的經濟計量模型，以全部實施增發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截面樣本，對上市公司的增發融資行為進行實證研究。

上市公司增發再融資行為所涉及的主要方面有：融資成本，其中又包括股權融資成本、債務融資成本、融資結構（即股權融資資本或債務融資資本占總投入資本的比例）、股票市場的預期平均收益率；增發募集資金的規模、增發類型（即是由原A股還是B股增發）等，因此，我們建立了關於上市公司增發融資行為的相關模型（略）。

同時，我們對上市公司的債務融資增加（或減少）是否會影響上市公司的融資總成本的問題也作了研究。根據現代公司財務與資本結構理論，財務杠桿是度量公司債務融資行為的重要指標，因此研究上市公司債務融資與融資總成本之間關系實際上就是研究財務杠桿的變化與公司融資總成本之間究竟存在什麼樣的關系問題。

度量財務杠桿通常有三種方法：資產負債率、償債比率和市值杠桿比率。資產負債率為帳面負債與帳面總資產之比；償債比率常常用利息倍數或償債倍數來表示；市值杠桿比率為總負債有股票市值或總資產市值之比。在研究中，我們採用總負債——總資產市值來作為財務杠桿的度量。在實際分析中，我們將總負債劃分為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以進一步計算短期和長期財務杠桿。這里我們假定，負債的市值等於負債的帳面值，而權益資本的市值等於股價乘以總股本數。那麼總資產市值就等於負債的帳面值加上權益的市值。

依據實證分析我們得出了值得深思的結論。

實證分析得出的主要結論

1、股市預期平均收益率對融資總成本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同時上市公司增發類型（即增發前公司是否有A股或僅有B股）對融資總成本的影響較顯著。

2、股權融資成本和債務融資成本對融資總成本都有顯著正向影響，但股權融資成本的影響更大。增發前後的股權融資占總資本比例對融資總成本有顯著影響，其中增發前的股權融資比例對融資總成本的正向影響程度更大。

3、增發募集資金占上市公司外部資金來源之比對融資總成本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增發募集資金金額或增發募集資金與增發前股東權益之比或增發募集資金與增發前股權融資資本之比或增發融資額占總資產市值的比例對上市公司融資總成本並沒有顯著影響。

4、上市公司的長期財務杠桿普遍低於短期財務杠桿，即短期財務杠桿要大大超過長期財務杠桿，反映了上市公司進行長期融資選擇時普遍存在的股權融資偏好以及上市之前將長期債務大量剝離的行為。

5、財務杠桿變化與公司融資總成本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即增加債務融資並不一定顯著地導致上市公司融資總成本的上升，反之，減少債務融資也不一定會顯著導致上市公司融資總成本的下降。

Ⅲ 融資結構怎麼分析

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主要包括留存收益轉增股本、發行股票、發行債券、銀行貸款等，具體如下：
1.留存收益轉股本：作為一種內部融資方式，留存收益轉股本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的優點。然而，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積累普遍較小，因此這種形式的融資規模非常小。
2.銀行貸款：多年來，銀行貸款一直是中國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資渠道之一。由於中國特殊的經濟環境，雖然國有企業進行了重組，但國有股仍佔大多數企業的一半，國有股佔主導地位的現象普遍存在。相對而言，國家作為主要股東，銀行貸款更容易獲得。
3.發行股票：發行股票意味著股權融資，即企業的股東願意放棄企業的部分所有權，通過增資引進新的股東。對於股權融資獲得的資金，企業不需要償還本金和利息，但新股東將與老股東分享企業的利潤和成長。股權融資的特點決定了其用途的廣泛性，它不僅可以豐富企業的經營資金，還可以用於企業的投資活動。在中國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中，股權融資占據主導地位。
4.發行債券：只有極少數上市公司發行過公司債券， 主要因為條件所限。
依據證券法第十四條的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條件是：資產條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於人民幣三千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於人民幣六千萬元；對累計發行債券的限制規定：累計債券余額不超過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四十；盈利要求：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潤足以支付公司債券一年的利息；用途要求：籌集的資金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利率要求：債券利率不可以超過國務院限定的利率水平。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籌集的資金必須用於批準的用途，不得用於彌補虧損和非生產性支出。上市公司發行可轉換公司債券，除應當符合第一款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符合本法公開發行股票的條件，並報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准。

Ⅳ 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特點是什麼存在什麼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是什麼

我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特點：

1、我國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偏低，平均約32.5%，低於美國企業平均45%左右的資產負債率，更低於德、日企業60%以上的平均資產負債率。

2、從上市公司資金來源看，我國上市公司資金來源具有如下特點：(1)上市公司內部籌資比例甚少，而外部籌資的比重占絕對優勢;(2)股權融資是上市公司最主要的長期資金來源。

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企業資本結構中債務數量卻呈上升趨勢，與我國資本結構的發展趨勢正好相反。

究其原因，應有以下方面：

首先，我國的資本市場剛剛起步，在結構與功能兩大方面都存在問題。從宏觀結構上看，我國的資本市場是單一品種主導的市場，股票與債券的比例失衡。發達國家成熟市場債券融資是股票的3～10倍，而我國的證券市場卻是股票獨大。由於股票比債券風險大，投機性強，因此必然帶來市場的波動。從微觀結構看，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特殊，國有股不僅在上市公司中占很大比重，而且國有股、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占公司股本65%左右。由於國有股一般由國資部門行使股東權，其對公司享有的權利並非個人出資形成的經濟授權，公司經營業績與其個人經濟利益沒有直接的聯系，國有股的代理人往往只行使「廉價股票權」，卻對公司經營不承擔任何責任。在國有資產缺乏真正意義上的人格化代表，產權主體虛置的情況下，國有股權代理人與公司管理者之間往往存在一種默契關系，他們共同的「尋租」行為，導致上市公司「內部人控制」現象十分嚴重。再者，由於公司改制不徹底，不少公司的股東結構不穩定。在發達國家成熟市場上，公司的股東結構要麼使機構投資者成為主要的投資人，要麼使公司法人互相持股。而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東結構則是部分國家股或部分法人股加廣大的中小投資人。這顯然不能形成穩定的股東結構。結構的失衡必然帶來資本市場與上市公司行為的失衡。

從資本市場的功能來看，由於我國股市出現時間不長，各方面的功能發揮十分有限。比如在中國的資本市場極少出現「敵意兼並」的情況，發生的兼並事件也是以場外協議收購國有股、法人股為主，資本市場得到接管機制和資源優化配置功能不能完全發揮出來。再比如，市場信號功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依賴於股票價格對公司經營業績真實的反映，而我國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更多的是受一些政策因素及其他與現實無關的因素影響，往往不反映公司的經營業績。去年，我國股市與經濟增長的背離便是最好的例證。市場信息反饋與價格發現功能的弱化，使那些潛在的投資者很難看到某一行業、某一公司的內在價值，因而很難對未來做出理性判斷，從而使資本的流動失去了動力和方向。

其次，對照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的所得稅功能，我國所得稅在資本市場的融資調節作用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制約，一是所得稅地位，二是地區差異，三是稅率單一化。從所得稅地位來看，比如在美國個人所得稅為稅制體制中的主體稅種，在整個稅收收入中占絕對的優勢地位，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國的個人所得稅目前處於發展階段，個人所得稅占各稅收入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收入僅占各稅收入的5.38%，而同年美國個人所得稅占稅收總額的45.6%。如此規模之小的稅收收入功能，決定了我國個人所得稅在個人收入分配調控上的作用有限。

從公司所得稅地區差異來看,雖然我國稅法規定的所得稅稅率為33%，但由於公司的所得稅由各地財稅部門徵收，收入部分上交地方政府，對地方財力的構成和增長舉足輕重，所以，盡管國家有統一的公司所得稅政策，但各地各級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爭取外來稅源，紛紛「招商引資」，變通公司所得稅政策。比如，有的地區上市公司全部免交稅收;有的是定額上繳或包干遞增上繳;也有「先征後返」的;還有參照新技術開發區不統一，導致稅收對上市公司的產業導向作用減弱，造成了上市公司間不平等競爭。同時，由於地方政府對上市公司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有一定的周期性和波動性，還會造成上市公司稅後利潤的畸高畸低，導致業績泡沫或虛假虧空，使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成長性認識不足，從而不利於保護投資者利益。

從個人所得稅來看，我國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的所得稅為20%，所得稅稅率單一化，不按累進課征制稅，個人所得稅與公司所得稅之間缺乏負債率的作用。目前，我國稅法規定公司所得稅稅率為33%，明顯高於個人所得稅稅率。在公司稅率大於個人稅率的前提下，負債的節稅價值就難以被抵消。這樣的公司，其負債會增加公司的財富，進而增加公司價值。不僅如此，公司還可以通過多種途徑避免股東的所得稅，比如公司可採取高留存、低股利的分配政策，從而使得公司股票的市場價值上升，股東可以獲得資本利得收益。在我國，資本利得收益的所得稅率低於股利所得稅率。很顯然，類似的公司行為將降低股東個人的賦稅水平，使負債節稅價值大於個人賦稅。

再次，健全的公司破產制度是公司價值與資產負債率正相關的重要基礎。在我國，雖然《破產法》早已出台，但由於職工就業、銀行債券等多種原因，公司破產有法難依，上市公司的退出更是難上加難。即便公司破產，我國《破產法》也缺乏羅斯模型中對破產公司的管理者施加「懲罰」的約束。破產制度不健全必然導致上市公司難以樹立風險意識。一方面，反映公司經營風險的負債水平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助長了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行為，導致公司績效出現下滑的趨勢。破產制度的這種雙重作用必然導致公司績效與負債水平的負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