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景只應牛市有

Ⅰ 求邢台本地的故事

4月18日，河北邢台市橋西區中興街道辦事處張家營村，拆除違法建築時，一村民被鏟車碾死，另有一名村民受傷。橋西區政府稱，兩名肇事人員被刑事拘留，村支書被免職。孟建芬弟妹小崔回憶，當天早晨9點左右，村支書張勝利帶人開始拆遷。孟建芬和母親胡西鳳鑽進屋內，試圖阻止。當時有拆遷人員與家屬發生肢體沖突，小崔一度被人抓住脖子，托離地面。而胡西鳳混亂中抓起屋內農葯喝了下去，拆遷被迫中斷。
下午3點左右，第二輪拆遷開始。孟建芬家屬回憶，村支書張勝利沒有到場，村民張立戈帶領30餘名手持鋼管木棍的人執行拆遷，並聲稱所為是受張勝利的指使。小崔說，孟建芬試圖阻攔鏟車前進，由於處於兩名鏟車司機的視野范圍內，張立戈下令司機不用理會孟。孟建芬家屬回憶，距離孟較近的鏟車上的司機年紀較小，不敢朝著孟建芬開鏟車。恰在此時，另一輛鏟車上年長的司機，與其調換座位，後直接駕車開向孟建芬，從其胸前碾過，又退回，轉彎後朝遠處開去。孟建芬家屬和村民叫喊，並追回了要逃跑的司機。
「孟建芬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鮮血，從耳朵和嘴裡湧出來。」小崔說。死者家屬的說法得到鄰居和部分村民的證實，卻與警方不同。此前，邢台市公安局橋西分局受訪時稱，當事司機承認，在開鏟車躲閃中聽到有村民喊，才意識到有人傷亡.昨天，在事發地有一攤血跡，鐵銹樣紅，滲入泥土。 村民稱賠償不公是誘因
孟建芬被碾死後，橋西區政府將此事定為安全事故，起因是拆遷方和村民沖突。對此，張家營村村民並不認同。當地村民介紹，若是拆遷賠償合理，不會發生碾死人事件。
當地村民介紹，2009年7月，張家營村實行城中村改造，向村民發放回遷房租賃補貼款，並允許村民在自家菜地上建設15平米以下臨時建築，存放草苫子、農具等物資。張家營村黨支部委員霍樹森此前受訪時也表示，村裡規定臨時建築必須在15平方米以下。
然而，一部分村民拿了房屋租賃補貼款後，沒有租房，而是將臨時建築直接建成了住房，面積大多超過15平方米。一位村民介紹，之所以臨時建築會變成住宅，實屬無奈。這位村民介紹，在城中村改造中，由於租房子價高，村民們賴以為生的菜地，又被村裡定為另一個土地使用項目，禁止村民耕種。失去生活來源的村民，只能將臨時建築建成住宅，全部超過15平米限制。
多位村民證實，由於沒有明確規定，村民們修建的臨時建築幾乎全部超過15平方米，其間，沒有任何村幹部叫停超標行為。
有村民透露，在補償標准制定上，有村民所得賠償，遠多於15平米標准。
孟建芬家的臨時建築也超過了15平米。孟建芬家屬堅稱，家中有一間房，並非臨時建築，而是舊建築翻新，因此不同意按照標准賠償，於是抵制拆遷。

Ⅱ 股市歷史

上交所成立於1990年12月9日，當時在上交所上市的企業有8家，有趣的是，8家上市公司中還有兩家關聯企業，上海飛樂股份和上海飛樂音響，俗稱「大飛樂」和「小飛樂」。「大飛樂」要比「小飛樂」大得多，僅從員工規模看，一個約2,700人，另一個只有50人。「大飛樂」的總經理也是「小飛樂」的董事長，其「父子」關系不言而喻。事實上，「小飛樂」的發起單位之一便是「大飛樂」的前身「上海飛樂電聲總廠」。但從市場化或股份制的資歷而言，「小飛樂」成立於1984年，是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而「大飛樂」建立於1987年。更為重要的是，1986年，***會見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約翰.范爾霖，後者向***贈送了一枚紐交所徽章，憑它可以在紐交所自由進出。***回贈了一張「小飛樂」的股票，這就是「父以子貴」了。「小飛樂」1984年發售股票時，也未在媒體上刊登招股公告，只在當地市民報紙《新民晚報》上報道了一則創立大會的新聞。

「小飛樂」、愛使股份與另一家延中實業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沒有國家股，當時被稱之為「集體企業」，俗稱「街道企業」。延中實業據說是為安排失業（當時叫待業）人員而建。申華電工也沒有國家股，但它是極具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董事長兼總經理瞿建國是當時川沙縣孫橋鄉副鄉長和工業公司總經理。
8家上市公司中，身份最高貴最富國企意味的是真空電子，1989年，它在全國最大的100家電子企業中銷售額排名第十二，利稅總額則是第二。真空電子在1991年6月的市值是8.6億多元，占上海股市總市值的60%以上。不過，真空電子就像後來許許多多的大型國企上市公司那般，很少有投資者喜歡，但又無法忽視它。真空電子最有名的事件是其首任董事長薛文海公開揚言中小股東無足輕重，他雖道出了真實狀況，但其粗魯的態度簡直無法讓人接受。

8家上市公司有一個共同之處——每年都分紅，而且股息率很高，這在此後許多年的大部分上市公司身上再也不會出現了，投資者們不得不以追求資本利得為目標。當年的股份公司在不能交易的情況下，也只能以股息來吸引人了。當然，所謂的高股息是和當時的高通脹背景聯系在一起的，這些上市公司的股息率大多都是18.75%，它正是當年一年定期儲蓄存款的利息率。最高的股息率是22%，1989年由豫園商場和鳳凰化工發放。

特區深圳證券交易所也在1991年7月3日正式營業，掛牌企業有深發展、深萬科、深安達、深金田和深原野。深發展盡管是一家股份制銀行，但考慮到姍姍來遲的中國金融改革，它能上市，在15年前是件令人驚訝的事情，所以深發展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市場上的一顆明星。深萬科當時還是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地產公司，只是裡面有一個聰明的企業家王石，他為了盡量擺脫控股國企「婆婆」的影響，利用深圳市委急於改革的心情，直接要求市委書記支持萬科成為股份制公司。還有一家公司深原野也頗具典型，因為它是中國股市最早出局的玩家。

原野是第一家中外合資的上市公司，在1987年成立的時候，國家股佔了60%，港資佔20%，還有兩個個人股東各佔10%，其中一個叫彭建東。但過了不到兩年時間，原野只剩下了兩個股東，一個是佔5%股份的深圳國企，另一個是香港公司，佔95%股份，背後的控制人便是彭建東。原野上市後，彭建東將股價炒高，然後套現。1992年7月7日，原野停牌，直到1994年1月才改名為「世紀星源」復牌。期間究竟發生了何事，當時沒有對外披露，只是法院後來以挪用公司資金罪和侵佔罪的名義將澳大利亞國籍的彭建東驅逐出境。
除了原野的中小股東之外，沒有多少人對此深究和憤怒，也沒有多少人想到原野這類上市公司會在今後泛濫成災。
(二)不完善、不健全的證券公司
進入上交所後，我的主要工作是擔任《上海證券交易所專刊》的記者，顧名思義，這是交易所辦的一份報紙。中國的許多改革的特色是「只做不說」，悄悄地幹完，等大家發現，「生米已煮成熟飯」。國家對待交易所的態度也一樣，不準主流媒體播報股市信息，可股市恰恰是最市場化的，沒有公開的信息，這個市場一定會死掉。上交所索性自己辦報，向廣大投資者進行市場推廣。

除了股市行情之外，可報道的信息十分有限。上市公司只有8家，而交易所的會員單位1990年時僅有26家，其中以信託投資公司為主，佔了14家，證券公司僅有6家，還有就是城市信用合作社（我有兩天調研完5家信用社營業部的經歷）。上海的證券公司主要有3家——萬國證券公司、申銀證券公司和海通證券公司。申銀證券背後的銀行是工商銀行上海分行，海通證券公司屬於交通銀行體系，萬國證券則是一家股權較為分散的公司。萬國和申銀等證券公司原始資本的積累離不開對國庫券的套利。當時，中國各地市場因投資者市場意識不同，國庫券價格差異很大，把黑龍江的80多元國庫券弄到上海，就能賣到100多元。但當時沒有什麼電子化交易，國庫券全是實物券，面額最大的才10元，2,000多萬元的國庫券總得需要裝十幾個麻袋、十幾個箱子，租一節火車皮，配上多名經濟警察和槍支押運回上海吧。有意思的是，個體投資者也在做同樣的事，有個叫楊百萬的人就是這樣發家的。中國證券公司的經營水平一直不高，行為與一個散戶或暴發戶沒有什麼兩樣，命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
另外，當時的券商充分利用不對稱的信息優勢乃至違法獲得先機來牟取暴利。萬國證券的總裁管金生在1989年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串門，看到了1988年國庫券准備在一個星期以後上市的內部文件，趕緊以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就是104元，大有斬獲。萬國證券的行動引來了其他證券公司的跟風，最後皆大歡喜。

很多年來，中國股民真正有多少人，一直是個謎，原因是為了操縱股市、提高認購和配售新股中獎率等原因，個人或投資機構收集了大量的非股民身份證，然後開戶，俗稱為「拖拉機」，結果把中國股民弄得面目全非。但在1991年夏天的3個月中，我很幸運地見到了幾乎所有的上海股民（佔了當時10萬中國股民的絕大部分）。上交所為了無紙化交易，也為了消滅黑市，要求投資者本人必須來浦江飯店換取新的股票賬戶。交易所所有員工從下午到深夜12時加班加點工作，我的崗位是最後將賬戶遞給客戶。整整3個月，拿著小喇叭喊號的我看到了無數張臉，那是很真實的事情，不似後來，市場變得越來越玄虛了。
(三)市場的狂亂與挫折(「810」事件)、中國證監會的設立(1991年下半年-1992年)

1991年6月上海浦江飯店門外站著不少投資者，他們在議論著該不該買股票和買什麼股票，我記得自己站在他們中間，太陽曬得有點吃不消。到了7月，大家已經沒什麼可以議論的了，因為市場每天單邊上場，而且都漲停在0.5%的漲停板上。由於普遍惜售，像鳳凰化工從前周成交的6,280股縮小到這周成交55股。每天空漲不是個辦法，上交所在9月30日開始以成交量調控股價，如果當天成交量不到其可上市交易量的0.3％，當天就不漲。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會有人作出些「貢獻」，湊足成交量，然後股價繼續向上。於是，出現了世界股市上難得一見的奇觀，證券公司每天聚滿人群，看著行情大屏幕，像久旱盼甘霖那般等待幾股或十幾股的成交量，最後積累成功，延中實業2,800股，真空電子1,500股，大飛樂400股，愛使電子85股，申華電工110股，小飛樂65股，豫園商場40股，鳳凰化工2,140股，股價上漲，大家欣喜若狂，一齊鼓掌。它之所以給我們印象如此深刻，是因為以後的中國股市一直被「擴容」壓力所困擾，也就是說，發行的股票總是多於市場中的資金，不會出現在股市中買不到股票的現象。但是，這個奇觀還是預示了以後中國股市的宿命——荒誕的政策不斷地扭曲市場，市場又時不時作出離奇極端的反應，讓政策制定者惱羞成怒或焦慮萬分，用更離奇的政策來束縛或刺激市場，然後市場奄奄一息或亢奮異常，接著政策又……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不難理解，上交所成立一年後才出現了第一家新上市公司興業房產。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一直不願意讓新公司上市，造成粥少僧多，供不應求。
那時的深圳市場又是另一番景象，深發展的擴股遭到股民的反對，1991年8月11日其股價曾狂跌41.6%，在證券公司前的一名婦女目睹此景當場暈倒。9月6日，深指已從全年最高點136.9點跌至最低點45.6點。當地政府一邊實施2億元資金秘密救市行動，一邊採取取消漲跌停等多種市場化方法，終於使市場反轉。
1992年年初，***南巡講話，提到了上海作為改革開放龍頭的重要性，也具體肯定了股票交易所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為中國股市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氛圍（當然，***的肯定是辯證的和謹慎的，一方面講要大膽試，又說搞得不好就關）。3月，原來的上海市市委書記、上交所的創建者，當時已是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公開稱贊深圳市場比上海成功的報道，深深刺激了上交所的總經理尉文淵。他越過主管單位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直接向市委領導申請全面放開上海市場的股價，讓市場自己說話，終於形成了股價天天小漲、最後變暴漲的局面。例如豫園商城的股價就從800多元/股上漲至10,500元/股(10年後，一些中國股市投資者高喊要創造第一個百元股的奇跡，卻未考慮到豫園商城早就是萬元股了。即使將百元1股拆細至1元1股，豫園商城也是中國第一個百元股票)。

深圳臨近亞洲金融重鎮香港，它所在的地域廣東又得改革之先機，要比當時正欲改革起飛的上海，在市場意識方面成熟得多。如果不是出了「810」事件，上海股市在幾年之內是很難超越深圳的。

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當年發行5億股公眾股，發售500萬張抽簽表，中簽率為10%，每張抽簽表可以購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場的寵兒，如何公平公正地發行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兒。由於每張身份證可花100元買一張抽簽表，不僅全國各地大量的身份證寄往深圳，據說上百萬外地人湧入了這個常住人口只有60萬的城市，各售表機構門前提前3天就有人排隊。到了8月9日早上，排隊人數可能已達100萬，當天晚上9時，500萬張抽簽表售完。未獲得抽簽表的人群目睹了種種不公正和fb行為後湧向市政府。午夜12時後，警察與示威者發生沖突，到處是石塊、汽水瓶、催淚瓦斯、水炮、電棍，汽車、商店被燒被砸，混戰持續了4個小時。事後調查，至少有10萬張以上的抽簽表被內部藏留私買，涉及金融系統幹部職工4,000多人。

盡管事後朱基副總理認定「8.10」事件是「一次技術失控事件」，但深圳市市長鄭良玉曾在公眾面前泣不成聲，他12月16日轉任江西省副省長。隨後，市委書記李灝被調回北京。

「8.10」事件觸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線。中國***人深知金融穩定事關政權安危，1948年舊上海金融市場的崩潰正是國民黨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金融市場不能影響社會和政局的穩定，否則的話就必須關門。作為金融市場最活躍又最不穩定因素的股市能否做到這點，誰都沒有把握。上交所開業時，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就對尉文淵說:「半年內不出問題就是勝利。」由此可想上上下下是多麼的不確定。

因為「810」事件，深圳市場是夠得上「關門」條件的，盡管深圳市場沒有關門，卻從此元氣大傷，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與上海競爭。「8.10」事件也引發了上海股市的暴跌，卻沒有讓上交所循規蹈矩，他們反而趁著上海的改革開放大肆發展，直至1995年的「327」國債期貨事件，才讓上交所領略了什麼叫「關門」。

「8.10」事件還有一個得益者是中國證監會，地方上的混亂給了北京集權的理由，於是，證監會於當年10月26日成立。

(四)本末倒置的市場營運和1994年的大暴跌(1992-1994年)

今天最能代表中國股市的量化指標是上證指數(上證指數以1990年12月19日為100點)，它的最初發布日是1991年7月15日，以133點報收，到了年底的12月31日，已是292點。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開股價，上證指數從前一天的623點沖到1,334點，並在5月26日達到全年最高點1,429點。但由於這一年有30多隻新股票上市，比1991年增長了3.88倍，對投資者的心理沖擊和資金面壓力巨大，股指一路下滑到393點，出現了上海股市的第一次「熊市」。但不久就反彈，在當年年底，上證指數收在780點上。
與上市公司激增同步的，是股票交易額的幾十倍地放大，股票總成交金額247億元，比1991年增長了近30倍，市價總值558.4億元，增長了317.98倍。上交所的會員單位也達到75家，比以前增加了49家，交易所場內的席位也從最初的25個擴大到1992年年底的500多個，到1994年則擴大到了3,000多個。
在這個擴張過程中，出現過上海市場交易設施嚴重不足的情況，即營業部太少，投資者沒有「跑道」可以買進賣出。為了獲得營業部限量發放委託單，投資者開始通宵達旦地排隊(讓人感嘆的是，十幾年後的上海房市泡沫時，又讓我們看到了同樣的場景)。於是，上交所竟然在昔日的「跑狗場」——文化廣場中搞了一個超大型的證券營業部，100多家證券公司營業部在那兒設立臨時拒台，接受股民的委託。有些緊張的是，1992年6月1日第一次開門時，沒想到竟來了4萬人，有關方面准備不足，只得臨時關閉。6月9日，它才開始順利運行，半年後的12月，這個違反規定開設的證券經營場所才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

這座位於過去的法租界、植有法國梧桐的陝西路永嘉路口的「文化廣場」，後來成了鮮花集市，最近又要挪作它用了。很少人能將它和大型股票委託展銷會聯系在一起，這可能也是世界股市史上的一絕，可它確實充滿了早期的市場精神，是不「規范」的早期中國股市的象徵。

比起文化廣場股票委託點形式上的不規范，影響到中國股市長遠發展或者說讓中國股市受到不良「路徑依賴」的，是看似規范和名曰「規范意識」的文件和規定，它們非常在意股東與國家的關系，而不是從股東的權利來界定股票類型，從而衍生出許多看來富有「創造性」，但最終卻被證明不是不可行就是成為市場發展障礙的東西。比如「國家股」、「法人股」與「個人股」，就是一些當時就有點矛盾、今天更是讓人匪夷所思的概念，保險公司和投資公司從市場中直接買來的股票是不是法人持有的股票呢？為什麼它們就不是「法人股」呢？界定概念的混亂，直接導致了中國股市的結構性缺陷，股票被人為地劃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當年的不流通，緣自於對所有制意識形態的考慮，不能讓民間力量「私有化」公有企業，但由於「法人股」與「不流通股」劃上了等號，結果後來很多民營企業的「法人股」也不能流通了。

有趣的是，只要不被稱為「法人股」或「國家股」，就可以想辦法變相流通。在1992年之前是沒有「法人股」這個概念的，只有所謂的「單位股」，這在上海市場的「老八股」當年的報表中出現過，後來有許多就化為流通股了，否則今天北大方正(當年的「延中實業」)和華晨集團(當年的「申華電工」)就不可能是全流通的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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