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盈率已低于70年代

⑴ 中国发生过几次股崩

什么叫崩盘？
崩盘即证券市场上由于某种原因，出现了证券大量抛出，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无限度下跌，不知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停止。这种大量抛出证券的现象也称为卖盘大量涌现。

世界最惨烈的几次股市崩盘
纽约1929大崩盘：一个小时内，11个投机者自杀身亡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
1929年大恐慌的第一天，也给人们烫上了关于股市崩盘的最深刻的烙印。
那天，换手的股票达到1289460股，而且其中的许多股票售价之低，足以导致其持有人的希望和美梦破灭。
但回头来看时，灾难的发生甚至是毫无征兆的。开盘时，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迹象，而且有一段时间股指还非常坚挺，但交易量非常大。
突然，股价开始下跌。到了上午11点，股市陷入了疯狂，人们竞相抛盘。
到了11:30，股市已经完全听凭盲目无情的恐慌摆布，狂跌不止。自杀风从那时起开始蔓延，一个小时内，就有11个知名的投机者自杀身亡。
随后的一段日子，纽约证券交易所迎来了自成立112年来最为艰难的一个时期，大崩盘发生，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超过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
而那些活着的投机者，接下来的日子也是生不如死，小弗雷德·施维德在《客户的游艇在哪里》讲述的1929年股市崩盘前后的一个故事，成为那一时期投机者的经典写照。
一个投资者在1929年初的财产有750万美元，最初他还保持着理智，用其中的150万购买了自由国债，然后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妻子，并且告诉她，那将是他们以后所需的一切花销，如果万一有一天他再向她要回这些债券，一定不可以给他，因为那时候他已经丧失理智了。
而在1929年底，那一天就来了。他就向妻子开口了，说需要追加保证金来保护他投到股市上的另外600万美元。他妻子刚开始拒绝了，但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故事的结局可想而知，他们以倾家荡产而告终。
实际上，这种遭遇不仅仅降临到普通的缺乏理智的投资者身上，即使是一些睿智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逃脱噩运。20世纪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也在此次危机中几近破产。
像其他人一样，凯恩斯也没有预料到1929年大崩盘，而且还低估了这次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凯恩斯积累的财富在1929年崩盘时受到重创，几乎变得两手空空。
后来凭借着敏锐的判断力，到1936年的时候，他靠投资股市把财富又增长到了50万英镑以上(相当于现在4500万美金)。但是在1938年的熊市中，他的资金又缩水了62%。一直到他1946年去世，1929年的崩盘都是他心理上抹不掉的阴影。
尽管股市暴跌最初影响到的只是富人，但这些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群体，其成员掌握着大部分消费收入，构成了最大部分的个人储蓄和投资来源。因此，股市崩盘导致美国经济失去了由证券投资盈利形成的对支出的支撑。
股市崩盘以后，控股公司体系和投资信托的崩溃，大幅削弱了借贷能力和为投资筹措资金的意愿，这迅速转化为订单的减少和失业的增加。
从1929年9月到1933年1月间，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价格从平均每股364.9美元跌落到62.7美元，20种公用事业的股票的平均价格从141.9跌到28，20种铁路的股票平均价格则从180美元跌到了28.1美元。
受股市影响，金融动荡也因泡沫的破灭而出现。几千家银行倒闭、数以万计的企业关门，1929～1933年短短的4年间出现了四次银行恐慌。尽管在泡沫崩溃的过程中，直接受到损失的人有限，但银行无法避免大量坏账的出现，而银行系统的问题对所有人造成间接冲击。
大崩盘之后，随即发生了大萧条。大萧条以不同以往的严重程度持续了10个年头。从1929年9月繁荣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到1933年底，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还达不到1929年的1/3。实际产量直到1937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接着又迅速滑坡。直到1941年，以美元计算的产值仍然低于1929年的水平。1930～1940年期间，只有1937年全年平均失业人数少于800万。1933年，大约有1300万人失业，几乎在4个劳动力中就有1个失业。
更严重的是，股市崩盘彻底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一直到1954年，美国股市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1987：大恐慌再临
1987年10月19日，又是一段美国股民的黑色记忆，这一天美国股市又一次大崩盘。
股市开盘，久违了半个世纪的恐怖重现。仅3小时，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下跌508.32点，跌幅达22.62%。
这意味着持股者手中的股票一天之内即贬值了二成多，总计有5000亿美元消遁于无形，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八分之一的财产瞬间蒸发了。
随即，恐慌波及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地区。10月19日当天，伦敦、东京、香港、巴黎、法兰克福、多伦多、悉尼、惠灵顿等地的股市也纷纷告跌。
随后的一周内，恐慌加剧。10月20日，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跌幅达14.9%，创下东京证券下跌最高纪录。10月26日香港恒生指数狂泻1126点，跌幅达 33.5%，创香港股市跌幅历史最高纪录，将自1986年11月以来的全部收益统统吞没。与此相呼应，东京、悉尼、曼谷、新加坡、马尼拉的股市也纷纷下跌。于是亚洲股市崩溃的信息又回传欧美，导致欧美的股市下泻。
据统计，在从10月19日到26日8天内，因股市狂跌损失的财富高达2万亿美元之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及间接损失总和3380亿美元的5.92倍。美林证券公司的经济学家瓦赫特尔因此将10月19、26日的股市暴跌称之为“失控的大屠杀”。
1987年10月股市暴跌，首先影响到的还是那些富人。之前在9月15日《福布斯》杂志上公布的美国400名最富的人中，就有38人的名字从榜上抹去了。10月19日当天，当时的世界头号首富萨姆·沃尔顿就损失了21亿美元，丢掉了首富的位置。
更悲惨的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积蓄投入股市的普通民众，他们本来期望借着股市的牛气，赚一些养老的钱，结果一天功夫一生的积蓄便在跌落的股价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股市的震荡刚刚有所缓解，社会经济生活又陷入了恐慌的波动之中。银行破产、工厂关闭、企业大量裁员，1929年发生的悲剧再度重演。
比1929年幸运的是，当时美国经济保持着比较高速的增长，股市崩盘并没有导致整体的经济危机。但股灾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仍然巨大，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经济的一段长时间的停滞。

日本股市梦魇
在1987年10月17日美国“黑色星期一”过后，率先恢复的是日本股市，并且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回升。
此后，日本股市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另外一个噩梦般的恐慌却在酝酿之中。
1989年12月，东京交易所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这也是投资者们最后一次赚取暴利的机会。
进入90年代，股市价格旋即暴跌。到1990年10月份股指已跌破20000点。1991年上半年略有回升，但下半年跌势更猛。1992年4月1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8月18日降至14309点，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到此为止，股指比最高峰期下降了63%，上市股票时价总额由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299万亿日元，3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彻底破灭。
股市泡沫的破灭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证券业空前萧条。1991年股市大幅下跌以来的两年中股票市场的交易量只有以往的20%。主要靠赚取交易手续费生存的200多家证券公司全部入不敷出，且经营赤字越来越大。1992年不少大公司的赤字高达400亿日元以上。
对外资本交易方面，由于对外证券交易额减少，出现长期资本收支盈余，日本戏剧性地变为了资本输入大国。
另一方面由于股市疯狂上涨，吸引企业都转向直接融资，银行被迫以风险大的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要融资对象，从而间接地导致了银行业的危机。
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立即呈现设备投资停滞、企业库存增加、工业生产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影响所至，连房地产也未能幸免。日本房地产价格在1990年达到了耸人听闻的高位，当时日本皇宫地块的价格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价格的总和。泡沫破灭后，日本房地产价格跌幅近半才刚刚开始稳住，整个国家的财富缩水了近50%。
当年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激发人们借贷投机的欲望，日本银行当初急切地给房地产商放贷终于酿下了苦果。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不良贷款不可避免地增加，使日本银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引发了通缩，使得日本经济经历了更持久、更痛苦的萧条。
日本经历了长期熊市，即使在2005年的反弹之后，日本股市离它的历史最高点还有70%之遥。

中国式股灾
目光放回国内。虽然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股市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但依然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股灾。
一次发生在1996年。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涨势终于被遏止。上证指数开盘就到达跌停位置，除个别小盘股外，全日封死跌停，次日仍然跌停。全体持仓股民三天前的纸上富贵全部蒸发。
另一次发生在2001年。当年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 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32.55点。到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当年80%的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
与国外股灾相比，中国股灾的发生原因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些共性：股市的走势大大脱离经济的基本面，因此注定难以持续，一有风吹草动，便全线溃败，而股市中人则投机心态过盛，或风雨将至仍勉力为止，或追涨卖跌全凭感觉，终不免悲惨收场。

⑵ 市盈率这么低，为什么股价不涨

就你的这个问题，需要详细的用很多知识给你说，才能完整的回答清楚
让你理解原理是什么
首先，基本面信息包括业绩或者利好利空和股价不是绝对关系，而且你所知道的利好利空，都是公司公告以后或者看新闻才知道的消息，你想想，公司老板，大股东甚至行业对手，去调研过的机构都会比你先知道情况吧。那么是好他们就会先卖股票，股价就会先涨，是坏就会先卖出，股票就会跌。往往在出基本面利好之前先把股价炒上去，出利好的时候就会借消息出货套人，比如公布三季度利润上升106%的赣锋锂业，当天跳空下跌4%，到现在位置跌了20%多了。

然后，股票的涨跌，基本面的信息和消息面只决定他的根本质量，而不是直接决定因素。

直接决定因素，第一是筹码面，意思就是持有这家股票大多流通股份的人是主力还是散户，如果是主力，易涨难跌，如果是散户，易跌难涨。然后，如果是主力的话是哪一种类型的主力。国家队，法人机构，外资这类型的主力，股票确定上涨趋势后，就会沿着固定的均线上涨，正乖离过大就会拉回，比如茅台，格力的六十日均线。但如果主力是牛散，游资，私募之类，股性就会较为活跃，来回波动大，需要更多的方法去判断买卖。

直接决定因素，第二是技术面，技术面不是网上泛泛而谈的什么技术指标，K线组合这些，而是量价，趋势，波浪，时间转折等等，这些东西是主力进出的痕迹，可以最快捷的判断要涨要跌或者要盘整。
市盈率低，只代表公司体质好，盈利状况好，未来有潜力涨，但是在没有主力完成进货动作之前，不会马上涨，比如工商银行，市盈率低，涨的慢，但每年总有那么2~4次主力完成进货上涨达20%~30%的机会，如果你看的懂这些技术面讯号，就可以第一时间上车，看不懂就价值投资当存款不看
股票不是跌多了就会涨，有业绩有概念。会不会涨取决于有没有主力进货做他。而一旦主力进货了，技术面上就一览无余。

有不懂可以追问

⑶ 抱团幻象劫

整体经济周期下行或者景气发生切换，是抱团瓦解的两个重要触发条件。

反者道之动，任何极端的抱团终有瓦解的那一天。

辛丑牛年春节刚过，A股市场风格突变。此前的抱团股纷纷重挫，在截至2月24日的短短5个交易日内，高度抱团的食品饮料板块大幅下跌了近14%。这会是又一次“假摔”吗，还是抱团股真正瓦解的开始？

本轮消费抱团，始于2017年的高景气，2020年的疫情把这种抱团推向高潮，估值溢价已经远超合理水平。各种关于抱团的概念性故事层出不穷，赛道论成为市场津津乐道的主题——看估值、看业绩早输在了起跑线，选对赛道才能躺赢。

华尔街没有新鲜事，本轮抱团的一些典型特征，在过往的抱团中都曾反复出现。A股 历史 上的那些抱团都是如何瓦解的呢？美股“漂亮50”的衰落又有哪些启示？

抱团的瓦解一般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整个经济和市场周期下行，系统性风险让抱团瓦解，比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令金融地产抱团瓦解、2018年中美经贸关系紧张市场系统性下跌令消费抱团中断、上世纪70年代美国“漂亮50”抱团也是因经济周期下行而终结。

第二种类型是，估值过高导致抱团自身的脆弱性加强，抱团从自身内部瓦解，比如2015年信息 科技 和互联网的抱团。

第三种类型是，抱团板块已经不具有绝对和相对的景气优势，资金纷纷遗弃原有抱团板块，去追逐新的高景气领域，导致抱团瓦解。2010年金融地产抱团的瓦解、2012年消费抱团的瓦解，都是由于高景气的消失。

本轮消费抱团的瓦解，很可能会来自于第三种类型。在后疫情时代的2021年，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迎来高增长，“再通胀”预期升温，此前受疫情冲击严重的顺周期行业都将迎来爆发性的增长；相比之下，消费的景气度就变得相形见绌了。追逐高景气度是资金的天性，自然会从消费中撤离，抱团也就瓦解了。

1月下旬，《证券市场周刊》发起的“远见杯”预测调查显示，机构们对2021年中国GDP（不变价）增长的预测中值为8.9%，增速将比2020年大幅上升6.6个百分点。1月份最新的IMF《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全球GDP将增长5.5%。

抱团下的极端分化行情

2021年以来，A股火爆异常。截至2月17日，沪深300上涨11.4%，创业板指上涨15.1%，上证综指也上涨5.2%，而且，绝大多数交易日沪深两市成交量都突破了万亿元，呈现一幅牛市景象。

巨大成交量和指数大幅上涨的背后，却是抱团的进一步加剧，而大多数股票表现并不如人意。

其一，大概有一半的行业2021年是下跌的。只有休闲服务、化工、食品饮料、电气设备、银行和农林牧渔6个行业的涨幅超过了沪深300，绝大多数的行业涨幅都弱于沪深300，甚至有近一半的行业2021年还是下跌的。

其二，75%的股票2021年是下跌的。在约420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000家2021年实现了上涨，75%的股票2021年是下跌的。全部个股涨跌幅的中位数是-10.3%，也就是说，如果随机买股票的话，运气也比较平均，2021年以来大概率会亏10%。

春节前这种抱团的极端分化行情，只是过去几年机构长期抱团消费的一个缩影。

这一轮消费抱团始于2017年。此前的消费板块（尤其是食品饮料板块）沉寂了多年，在2015年的大牛市中又是信息 科技 和互联网等唱主角，任何前瞻性的预判恐怕也很难预知消费会再次成为抱团的对象。

根据招商证券策略报告的数据，公募资金对消费板块的配置占比从2016年四季度的18.3%上升到2018年二季度的29.6%。

抱团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的，2018年中国经济遭遇中美经贸冲突，经济周期下行，A股面临系统性熊市。这让消费的抱团有所中断，公募资金对消费板块的配置占比到2018年四季度一度下降至25.8%。

在2020年的疫情冲击下，资金对消费板块的抱团更加明显。疫情令大部分行业都陷入了萧条，但消费板块（尤其是必选消费和医药）依然维持着稳定的增长，逆周期属性产生了相对的景气度优势，让资金纷纷流入消费板块进行避险。

但当抱团在2020年下半年愈演愈烈之时，股价和估值已经开始逐步脱离基本面的合理性，“抱团-申购”的正反馈加速推升了估值，抱团迎来了高潮。食品饮料估值上升到十年来最高水平。

就像历次抱团一样，市场开始构筑一个个美妙的故事来试图解释这种高估值：比如，定价模式发生改变，从PEG向DCF转变，市场已经对短期业绩不再感兴趣；估值和基本面都不重要，选对赛道才能躺赢，“赛道论”大行其道。美丽的皇帝新衣让抱团迈向高潮的同时，也为以后的瓦解埋下了祸根。

抱团的逻辑演化特征

抱团说明各路资金都形成了共识，但共识的发展并不都符合理性。A股机构投资者的一些行为特性往往很容易形成抱团。

由于国内资金管理人的业绩考核都比较偏向短期，而短期抱团的股票必定是走势较为强劲的，如果资金管理人没有参与抱团，就很容易落后市场，遭到短期的大规模赎回。

另外，产品发行的正反馈机制会加剧这种抱团。上一年集中购买一些优秀的板块和个股的基金大幅跑赢市场，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容易在来年募集到资金。这部分基金利用新募集的资金自然是把上一年自己心仪的标的再买一遍，导致前期上涨多的股票继续飙升。由于之前的基金并没有卖出，这些股票的流通盘随之下降，只需要更少的新资金就足以把这些股票推高。

近年来，外资、公募的占比显著提升，但险资、养老金等重要机构投资者力量仍不足，银行理财、券商等占比仍较低，另外如私募、量化等力量仍相对较弱。机构力量仍缺乏均衡性及多样性，也容易造成抱团。

中泰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合理的估值是博弈和交易出来的，但在多空体系不平衡下，博弈出的价格容易失真。与美国等发达市场相比，A股个股做空机制仍不完善。只要公司及行业基本面不发生根本变化，抱团似乎难以瓦解，这样的机制下，非头部公募产品为了做到基本的相对收益，也会无限趋近于头部公司抱团。

A股在经历不断的机构化过程，随着机构占比越来越高，上述的机构化机制就容易产生抱团。

抱团现象在A股 历史 上并不罕见，每一次抱团的出现都有它坚实的逻辑起点。即抱团在刚刚出现时，是具有极强的合理性的。

2007-2009年，机构抱团金融地产，原因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经济的高增长，绝对与相对的高景气是抱团的核心逻辑。当时的金融地产是真正的成长股，金融板块业绩增速在2006-2007年实现了翻倍增长，而且金融板块业绩要明显好于上市公司整体。

2009年三季度至2012年二季度机构抱团消费，通胀的上升带来的提价效应使得消费具有了高增长，消费成为当时的成长股代表。比较极端的是，从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三季度，几乎所有行业板块都是下跌的，只有食品饮料实现了超过40%的涨幅，这种抱团的极端化比当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当时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各行业景气度都很差，而食品饮料行业通过提价仍维持着不错的业绩。

2013-2015年，机构抱团信息 科技 ，智能手机的浪潮带动TMT业绩爆发，高景气仍然是机构资金追逐的直接动力。相比较而言，2013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步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传统行业的增长水平大幅下了台阶，以信息 科技 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景气上具有了较大的优势。

2017年之后，机构再度抱团消费，以食品饮料和医药为代表的消费板块成为公募资金追逐的方向，其逻辑起点依然是高景气。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 历史 上几次抱团的逻辑起点都是高景气，这也是A股资金最坚定的追逐方向。但是，随着抱团的不断深入，资金的反身性会不断的加强已有的趋势，抱团的故事会得到进一步演绎，而逐渐脱离当初的高景气范畴，甚至会形成一种概念性的信仰。

极端分化的抱团本身也存在潜在的风险。中泰证券认为，极端分化将减弱市场融资功能。有效的资本市场是重要的资源配置器，估值抬升使得赛道融资成本降低，推动赛道企业成长。但在急剧的二八效应、甚至一九效应之下，过分的头部集中意味着较大的估值分层，头部公司享有较高估值、甚至是过分的估值溢价，而中尾部公司估值长期折价，市场价值甚至远低于其内含价值，长此以往将会影响股市的融资功能和一级市场的投资。

中泰证券还指出，抱团带来的高估值甚至“泡沫化”市场，对流动性边际变化的敏感度极高，可能蕴含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根据基金2020年年报，基金前50大重仓股PE（TTM）均处于 历史 高位，前10大重仓股中，市盈率十年分位数高于95%的达7只。一旦市场赚钱效应减弱甚至消失，市场可能进入“赎回-抛售-抱团瓦解”的负反馈中。2015年的踩踏效应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 上的抱团是如何瓦解的？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不瓦解的抱团。

抱团并不容易在内部自然瓦解，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外部的触发因素。那么， 历史 上的多次抱团都是如何瓦解的呢？

招商证券策略报告认为，“每次抱团瓦解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出现了业绩更好的板块，所以，不要被虚妄的概念所蒙蔽，找到那个最强业绩板块，并重仓它。”

2010年之后，对金融地产的抱团宣布瓦解。“四万亿”刺激逐步退潮，货币政策趋于收紧，金融地产的业绩逐步回归平庸。以银行为例，2010年之后银行的业绩增速进入了长期下行通道，归母净利润增速从2010年的33.5%下降到2015年的1.8%。金融地产失去了高景气，抱团自然也就瓦解了。抱团股被遗弃的命运是悲惨的，金融地产板块在此后十年中估值不断创出新低，被投资者戏称为“三傻”。

2012年抱团消费的瓦解，触发因素则是“塑化剂事件”以及限制三公消费的“八项规定”出台。2012年11月，白酒的“塑化剂事件”爆发，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八项规定”。三公消费受到抑制对消费板块的景气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比如白酒的龙头贵州茅台2013年业绩增速已经下滑至仅增长13.7%，2014-2015年其业绩只有1%左右的极低增长，资金第一次对消费股的抱团也就瓦解了。

2015年抱团信息 科技 和互联网的瓦解，主要是源于自身极其夸张的高估值。虽然抱团往往会带来估值溢价，但2015年的抱团由于杠杆流动性的泛滥，给出的估值溢价高得离谱。当时流行的俗语是“看估值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对于高高在上的股价，“市梦率”油然而生。超高估值带来的脆弱性最终使这次抱团自动瓦解，快速的下跌引发了资金去杠杆，创业板则迎来了绵绵的长期下跌，直到2018年底才最终见底。

美国“漂亮50”衰落的启示

如今A股的抱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初美股的“漂亮50”，这两者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两者的抱团都集中在大市值股票；主要集中在消费、医药、电子等行业，几乎没有传统周期性大公司；它们虽然业绩增速并不高，但都具有较高的ROE。

美国“漂亮50”的行情大概持续时间从1970年6月到1972年底，约两年半的时间，从1973年后该行情就彻底的终结了。 “漂亮50”的行情是如何衰落的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对如今A股抱团的结局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在1972年12月行情顶点时，“漂亮50”的估值变得非常高了，其市盈率达到了42倍，而同期美股的平均市盈率只有19.3倍，“漂亮50”中市盈率最高的宝丽来公司，市盈率达到了94.8倍。

高估值是“漂亮50”瓦解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核心的触发因素。在没有发生反转前，估值可以不断提高，谁也不知道多高的估值会引发最终的瓦解，但高估值确实会增加股票的脆弱性，即对负面因素变得更加的敏感和脆弱。

国信证券策略团队认为，“漂亮50”瓦解的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同时叠加美国经济衰退，使得“漂亮50”公司的盈利出现了一波下行。

也就是说，经济周期由繁荣转向衰退是导致“漂亮50”瓦解的直接原因。在经济衰退引发的熊市中，“漂亮50”并不具有抵御性，其高估值反而成为了脆弱的根源，更容易受到衰退的负面冲击。

美国经济在1974年又重新恢复了上行周期，但“漂亮50”的光环彻底消失，再也没有享受估值溢价。1973年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漂亮50”的年化收益大概与整个市场的平均水平相当，不再享受估值溢价。

国信证券策略团队指出，“漂亮50”的逆周期属性在1974年后变成了劣势，导致市场风格发生了更新变化。“漂亮50”期间美国经济表现不错，但是名义经济增速不高波动不大，这导致市场对很多盈利增速一般但更为稳定品种产生了估值溢价。1974 年以后，美国经济名义增长速度大幅提高，但“漂亮50”相关公司的盈利增速并没有显著提升，“逆周期”属性从优势变为了劣势。

市场在给稳定性品种高溢价时是有条件的，当整体市场的盈利增速不高时，那些具有极高稳定性的“漂亮50”则体现了更强的逆周期属性，市场更愿意给估值溢价。比如2020年疫情冲击了大部分的经济，但对必选消费、医药和互联网 科技 等逆周期板块冲击较小，市场更愿意在这个时候给予这些板块估值溢价。

不过，一旦这种稳定性不再是优势，那么市场也会果断的把它抛弃。

已到瓦解边缘

春节过后的几个交易日，市场风格发生逆转，抱团股纷纷重挫，并带动整体市场有所调整。从2月18日至24日的5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下跌6.4%，上证综指下跌2.5%，本轮抱团最强的食品饮料板块却下跌了13.9%。而此前不被重视的顺周期行业采掘、有色、钢铁、建筑装饰和房地产等板块反而录得5%以上的涨幅。

在历次的抱团过程中，都会出现很多的“假摔”。在每一次“假摔”之后，抱团股被抱得更紧，市场对它的信仰会更强。

这一次会不会也是“假摔”呢？这一次可能是真摔。从过去历次抱团瓦解以及美国“漂亮50”瓦解的经验看，本轮消费抱团无疑已经到了将要瓦解的边缘。当皇帝的新衣被彻底揭开时，抱团也就真正瓦解了。

本轮消费抱团已经变得非常脆弱，主要原因之一是其估值已经远超合理的范畴。

本轮消费抱团产生的估值溢价疯狂程度远超2012年时的消费抱团，目前食品饮料的PE（TTM）约为61倍，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远超2012年时40倍的静态估值。医药生物的PE（TTM）约为47倍，也处于过去十年分位数89%的高水平。

也就是说，上一轮的消费抱团主要还是围绕高景气，而这一轮的消费抱团已经演绎成了高景气外的更为虚幻的概念（比如赛道、高ROE等）。这种估值溢价并没有高景气作为支撑，最终很容易引发股价的脆弱性。

过去多次抱团瓦解的经验表明，整体经济周期下行或者景气发生切换，是抱团瓦解的两个重要触发条件。

本轮消费抱团始于2016-2017年，但抱团在2018年的整体经济下行和熊市环境下有所松动。但2020年的疫情，让消费的抱团愈演愈烈，在其他行业纷纷受到疫情的重创之际，食品饮料和医药等消费板块却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相对景气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

随着疫情的缓解，消费的景气相对优势将在2021年荡然无存。在2020年，食品饮料实现10%左右的增长，具有巨大的景气优势；但在2021年，食品饮料的业绩增速变化不大，但其他顺周期行业都将迎来高增长。而食品饮料板块还顶着高高在上的估值，顺周期行业反而还略显低估，其中的性价比一目了然。

为何在春节后，资金撤离抱团消费的速度在加快？未来1-2个月将迎来2020年年报和2021年一季报的高发期，消费与顺周期的景气度落差将会被财报确认，皇帝的新衣将会彻底撕破。作为机构资金，此时再不选择切换，资金大幅撤离消费的话，等一季报落地，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抱团股中有很多指数的权重股，它们的下跌自然会引起整体指数的明显调整。但这种调整是 健康 的，是机构资金围绕高景气快速调仓的一种必然结果，并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因为整个2021年经济仍处于加速上行周期。未来市场的挣钱效应反而会扩散，有望形成更为 健康 的上涨。

后疫情高增长时期，顺周期为王

2021年，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迎来后疫情时期的高增长。“远见杯”预测调查显示，机构们对2021年中国GDP（不变价）增长的预测中值为8.9%，增速将比2020年大幅上升6.6个百分点。

经济的各个部分也都将实现高增长，机构们对2021年工业增长的预测中值为9.2%，比2020年上升6.4个百分点；对2021年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的预测中值为13.2%，比2020年大幅上升17.1个百分点；对202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预测中值为7.5%，比2020年高4.6个百分点；对2021年出口（美元计价）增速的预测中值为8%，比2020年高4.4个百分点。

最近虽然处于经济数据的空档期，但一些高频的数据已经表明，很多行业的景气度在攀升。

近期，全球一些主要出口国家的出口数据都很好，表明全球需求仍在持续恢复，中国一季度的出口仍有望维持较好的水平。1月韩国出口同比增长11.4%，对美出口增速高达45.8%；1月越南出口增速达45.8%，比2020年四季度的高增长更上一个台阶；1月全国八大枢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9.6%，比2020年底继续加快。

年初房地产的销售也非常火热，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似乎也无法阻挡巨大刚需下大家的购房热情。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长67.1%，一线城市的增长达133.5%。即使排除2020年基数低的影响，1月相比2019年同期，30个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仍增长35%，一线城市的增长达103%。

上游周期行业更是如火如荼，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2021年以来，国际铜价继续加速上升，不到两个月涨幅超17%，LME铜价已经上升至9100美元/吨，创下近十年的新高。布伦特油价也上涨至65美元/桶，2021年以来累计上涨近25%，基本回到疫情前水平。OPEC+减产到位以及美国严寒干扰原油生产，美国大规模财政驱动需求进一步复苏，供需两端共同推动油价攀升。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随着疫苗方面的积极进展、美联储的“缩表”讨论暂且搁置，以及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端与疫情的逐渐脱钩，市场情绪在2月份发生了变化。市场重回“再通胀”之路，复苏深化的预期也再次得到加强。“利好风险资产，对美元形成压制。发达经济体国债利率普遍熊陡。”2021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从0.94%快速上升至1.37%。

大宗商品普遍存在供需错配，叠加弱势美元周期和美国房市的火爆，催生了这轮大宗商品盛宴。虽然近期A股上游周期板块已经有所表现，但其对本轮大宗商品涨价的反应并不充分，未来或仍存补涨的机会。

春节以后，A股上游周期板块继续领跑市场。在截至2月24日的5个交易日内，采掘、钢铁和有色板块涨幅稳居各板块前三，分别上涨了7.9%、7.7%和6.6%。

就地过年并没有太大的抑制居民的消费，春节终端消费对比2020年显著反弹，已恢复正常年份的消费水平。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2021年春节终端零售对比 2020年、2019年分别增长 28.7%、4.9%。

耐用品可选消费的恢复依然不错。根据中汽协数据，1月 汽车 销量同比增长达29.5%，是近些年少有的高增长，2月份的乘用车销量也依然较好。根据奥维数据显示，2021年年初至今家电全品类销售额线上、线下分别增长60.45%、28.46%。

此外，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接触性经济”也开始有了明显恢复。猫眼电影表示，截至2月24日，2021年2月票房达111.64亿元，创造中国电影市场单月票房新纪录，也刷新了全球单一市场单月票房纪录。

⑷ 1992年5月21日的事！！！！！！

1992年5月21日 上海股票交易市场股价全部放开

证监会发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公告，所以引发了井喷。

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建设

中国股市从10年前的100点起步,到2000年7月19日,实现了2000年2000点的历史性跨越,股市价格的涨幅名列全球之首。2000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8 2%,再次名列世界经济增长前列。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5972 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增收997 18亿元,是1993年税制改革以来增收最多、增幅最大、进度最快的一年。其中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增长突出,增收额320亿元,约占总增收额的32.1%。而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267.7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7 7%,增收159 65亿元。这足以说明我国经济强劲的增长势头促进了股市的繁荣。而证券市场的繁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凸现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1 从“老八股”的成长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证券市场在上海悄然萌芽。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始交易,12月29日并正式开业,挂牌交易的仅有8支股票,人称“老八股”,而深市只有6家上市公司挂牌。沪市8家公司的股本规模小得可怜,也不具有行业和产业的代表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联度十分微弱,有的干脆就是“街道企业”,或是名不见经传的“试点”公司。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国证券市场是在一片“姓资姓社”的争论中磕磕碰碰地成长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束缚,我国证券市场才进入了加快发展的初创阶段。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股价波动限制的取消,是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如果说1992年5月以前我国证券市场属于试验阶段的“小打小闹”的话,那么其后的飞速发展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引起国人的重视。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股市的健康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筹资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优化资源配置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提升。

截止到1999年底,当年沪市的8家公司总股本已达592950 16万股,是上市之初的16 69倍。在规模扩张的同时,8家公司借助证券市场的筹资和资源配置功能,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获得了持续发展能力。中国证券市场10年的发展变化,在“老八股”成长变化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2 从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历程看1992年以前,以试点方式运作的中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运作要求也只能是一种试点探索。虽然有从境外成熟市场引进吸收的一部分规范制度,但沪深两市14家大部分是由集体、联营、行政性企业改制过来的上市公司,其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自身的认知和自律。

1992年起,随着上市公司的批量上市,上市公司与证券市场间的纽带关系趋向紧密,加之运作要求更高的B股公司的诞生,上市公司已初步意识到“股东老板”的权益所在。5月间,《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颁布,为招股改制后股份制企业的运作作了较详细的规定。1993年5月,《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出台;6月,第一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准则”发布。

与此相应,以各地“证管办”建立为标志的监管体系初具雏形。从1996年开始,我国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建设迈进了一个新的时期。期间,在“法制、监管、自律、规范”八字方针的指引下,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制度、股东大会制度、公司检查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改制辅导制度、市场禁入制度及中介组织行为规范等相继建成并得到完备。证券交易所初步完善了对上市公司的一线监管体系,管理层同时也加大了对公司不规范行为的处罚力度。通过“规范年”和“风险防范年”的教育,推崇基本面业绩成为市场投资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达6年的不断修订,1999年7月,《证券法》终于正式颁布实施,这是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迈上新台阶的标志,是证券市场10年发展的里程碑。我国股市由此进入了有法可依的良性发展轨道。2000年7月,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旨在规范上市公司资产重组行为,支持其通过重组提高资产质量的新政策,使重大资产重组有章可循;8月,又发布《法人配售发行方式指引》,给法人配售新股定规立矩。我国的上市公司目前正在规范化的道路上谋求更大的发展与创新。

3 从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内部机制变化上看中国的上市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自身规范发展道路上执着地向前走。2000年7月6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已经超越千家。我国证券市场站在了新的高度,具备了向更远目标迈进的基础。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将载入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册。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时的14家,发展到今天的1000多家,跃居世界前十名,上市股票1086支,开户投资者超过5000万户。网上交易量已占交易总量的1%。目前,在全国84家证券公司中,已有10家证券公司的资金超过15亿元。沪深股票市值增加为4万多亿元,日成交量最高达900多亿元。2000年上半年,沪深两市A股成交总金额就突破了34700亿元,这比1999年全年的成交额还多一成。除台湾省外,其他省、市、自治区都能见到挺进沪深的上市公司的身影。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几乎遍布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

自1993年以来,我国先后4次下达发行额度,1993年50亿元,1995年55亿元,1996年150亿元,1997年300亿元。直到2000年取消额度限制,仅上半年就发行新股66只,筹资823亿元。10年间,千家上市公司累计筹资近4000亿元,极大缓解了企业资本金不足的矛盾,优化了资产负债结构,开发了新的产品,增强了发展后劲,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新旧体制交汇碰撞,传统国企“凤凰涅�”。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股份公司的这种管理架构很好地解决了过去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弊病。上市公司责权明晰,管理科学;来自广大投资者、各类中介机构、社会舆论、交易所和证监会等层面组成的监督机制,也促使上市公司信息透明,运作规范,决策风险降低。尤其是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连续3年达到10%(现改为年均6%)以上,才可获准配股筹资的激励机制,促使上市公司奋力向前,投资者择良木而栖,社会资本源源不断地向优势企业和朝阳产业集中,催生了一批行业巨人。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资产重组大戏连台。上市公司挟机制、资金之优势,采起资产剥离、资产置换、收购兼并、资本运营等新形式,充分发挥了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追逐高科技股,已成为一种新的投资理念。总之,我国证券市场用10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证券市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

总的看,我国证券业呈现出的是一种健康、良性的发展趋势。

4 从证券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力来看经过10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正进入一个全面的转型期,证券市场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趋势。特别是1999年以来,管理层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机构投资者发展、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的举措,更使市场呈现出了新面貌。首先,股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出现重要转折。

从整个经济运行看,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加快科技创新、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等都需要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证券市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承担着如此重大的任务。我国证券市场正展现一个全新的发展图景。从具体指标上看,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从1993年的10 2%上升到目前的51%,国内市场总市值相当于GDP一半左右。随着股市规模的扩大,股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在不断上升。其次,证券市场主体正发生质的变化。在发展证券投资基金,允许保险资金、“三类企业”入市等政策的推动下,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1997年末,两地市场机构投资者开户数仅占开户总数的0 3%,到2000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已提高到4 5%。同时,上市公司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上市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政府大力鼓励企业从事高科技的背景下,大量的上市公司涉足高科技产业,有些甚至完全改变主营业务。

第三,以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为基础的政策创新全面展开。更为重要的是,在证券市场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的情况下,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出现重要转变。以新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成为市场上新的主导力量。在它们的带动下,投资者从纯粹的投机转为以成长性为核心的中长期投资,这一转变为推进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有利条件;专业的市场研究,使得证券投资专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面对加入WTO的压力,国内投资者开始转变思路,从局部到放眼全局,研究新对策。

这些变化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全面转型期已经到来。在这个转型期内,在政策态度上表现为坚决支持股市发展;在管理思路上,将更多依靠市场管理市场;在发展环境上,表现为坚持发展不断开放;在投资者结构上,表现为机构投资者比例越来越大,从而为证券市场的发展培育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群体;在证券市场的地位上,表现为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各项指标全面提升,并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证券市场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国股票市场尚未成熟,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股票市场处于一种被分割的状态。目前我国上市的股份按投资主体的不同分为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内部职工股、外资股(B股)等五种股权,只有占总股本30%左右的社会公众股和B股可以上市流通,70%左右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没有上市交易,股市变成了单纯筹资的工具;我国的股票又分为A股、B股以及在海外发行上市的H股、N股等,不同类型的股票在不同的、互相封闭的市场上流通。一个公司可以同时有A股、B股或H股,但一个公司不能同时将全部募集股份在一个市场上上市。

另外,一个公司不能同时在沪深两个交易所上市,造成市场之间具有有很强的排斥性。

第二,上市公司质量不高,规模不大。上市公司质量不高是当前我国股市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差,亏损家数不断增多,净资产收益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每股收益不断降低,审计报告中出具保留意见的公司也不断增多。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恶化并非由发行股票和上市本身造成,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的股份制改造没有真正从产权关系、责权利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进行改造,这跟上市公司基本上沿袭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有关。

第三,中国证券市场非理性,不成熟,投机气氛浓。股票ST、PT等本来是警告信号,然而这些股票价格却节节攀升,这说明市场惩罚在当前的中国证券市场上作用不是很大。股市过度投机的原因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比例仍然很小、发行机制不合理、股息红利不按规矩分配等助长股市的投机行为。

第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难如人意。如迟来的公告,含糊其辞的内容,自相矛盾的事情接二连三,甚至把内容大相径庭的草稿当成定期报告正文发了出来。规定“至少应披露以下内容”的多个“至少”是上市公司应该披露的底线,但仍有一些公司远离这个最低要求。

第五,证券市场监管机制尚不健全。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交响乐章中,人们也不时听到一些极不和谐的音符,面对一些“掺水产品”,中小投资者投资利益得不到保障。此外,政府行为与市场相对立。在对违法违规券商及上市公司的处理过程中,各种政府行为层出不穷,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集团保护主义盛行。政府的尴尬在于:一方面政府既是市场的监管者,又是市场的经营者。我国不少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政府控制董事会,干涉公司经营、给予差别性的补贴和优惠政策等,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规则,但同时政府又必须保障市场规则的实行。另一方面政府缺乏对其法人代理的有效监控机制,当代理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代理人往往倾向自身,损害政府及其他投东的利益,而且可以长期不露,直至无法收拾。

第六,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时受到侵害。维护投资者权益离不开管理层的大力监管,离不开公司的自律,也离不开投资者股东意识的自觉提高。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虽然大大减少,但透支买卖,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客户股票违规行为并没有完全消除。大股东把上市公司当成“提款机”把上市公司“掏空”;这种状况持续下其后果不堪设想。受害最深的除了上市公司之外就是广大中小股东。进一步发挥证券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对策据英国《经济学家》刊载,截至2000年底,主要新兴市场的上市公司总数已由1990年的8920家上升为26314家,市价总值达3 07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股市的8 5%。中国内地市场的上市公司数在印度和埃及之后,名列第三,其股价指数上涨了近50%。但是,要使我国证券市场的大好形势得到持续发展,还必须制定相应对策,使证券市场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加快培养我国高级证券从业人才。有关各方应始终把握住发展这一主题,有关举措都要有利于发展,一定要避免和防止出现因追求短期行为或局部利益而导致证券市场发展方向受到歪曲。应坚决取消“特殊待遇”,为各种所有制企业提供平等的融资环境,最大限度地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

同时,应在证券行业开展以爱岗敬业、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教育。通过职业道德教育,进一步提高监管队伍素质,推动证券市场改革创新和规范发展。培养和造就“政治过硬、业务优良、作风清正、纪律严明”的证券监管队伍,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度重视人才的选拔、引进和培养,根据“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适当的待遇留人”的工作原则,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证券监管干部队伍。

据统计,目前,我国证券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约有70%从事承销、经纪、自营和研究开发业务,35%左右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四个地区。我国证券从业人员总体特点是从业人员年轻,学历整齐,但硕士以上的高学历人员数量较少,从业时间短,人才结构有待调整。在从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75%,其中8 5%具有硕士以上学位。高学历人员大多集中在1000人以上的大公司中,主要从事投资银行、经纪、自营和研究开发等业务;而在500人以下的中小公司中,具有硕士学位的人数较少,有的公司甚至没有。业务人员中40岁以上的占7%左右,30～40之间的占35%,30岁以下的从业人员占58%左右。在从业人员的结构方面,经纪业务人员占60%,从事承销、自营、研究开发的人员分别占总人数的5%、2%、5%,从事国际业务的人数更少,不到1%。管理人员占总人数的11%左右,其中高级管理人员占1 13%,中层管理人员占11 6%,营业部经理占5 9%。管理人员中70%以上具有中级以上职称,60%以上具有本科以上学历,40岁以下的占71%,从业5年以上的占63%。因此,为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应加强证券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设立证券从业人员培训中心和培训基地,培训证券高中级管理干部及高中级专业人员。

第二,强化和完善证券监管机制。一是要树立中国证监会在证券市场的权威性、独立性和对证券监管的惟一性,改革证券监管机关的工作方法,提高证券监管效率;二是规范各级政府行为,政府应与证券市场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市场,有其运作的基本规律,它不会认同反规律的政府行为;三是严格执行《证券法》中规定的各类券商成立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逐步建立起国际通行的动态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体系,因为没有充足的资本,券商是不畏惧市场惩罚的;四是应对现有券商进行股份制改造,并在条件成熟时上市,使其接受资本市场的约束与监督,以利于市场惩罚机制的形成和发挥作用;五是完善政府法人代理机制。

一方面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权利制衡;另一方面建立代理人选择、行为管理、考评等一系列制度;六是发挥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中介机构监督程度取决于行为的规范性和市场规范性;七是增加机构投资者的数量。机构投资者具有监督公司的人才和实力,但当其数量很少时,由于其具有较散户更强的资金和信息优势,因此相互之间竞争少,联合对抗散户多。只有当市场投资主体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并开展有序竞争时,对上市公司监督作用才能更好发挥。八是要建立健全证券公司内控机制,防范金融风险。要理顺证券公司的资金来源与资金运作关系,既要开辟证券公司正常的融资渠道,又要加强对证券公司融入资金作用的管理;九是逐步消除证券业的过度竞争问题,调整证券公司设置的地方性色彩,培育和支持全国性的证券公司,以适应中国加入WTO的国际竞争要求。

此外,对经纪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应制定具有国外投资银行专业水准的业务操作程序与工作规范要求。加强对证券公司违规性风险的管理,包括对利用内幕消息进行股票自营活动的监管、对挪用客户保证金进行透支活动的监管、对证券公司以代客理财形式变相融资活动的监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及时、虚假陈述、恶意进行题材配合炒作股票交易的监管等。只有对违规行为的严厉处罚,才能逐步消除各种违规性风险。

第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要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就必须实施“公开、公开、再公开”,最大限度地杜绝“黑箱操作”。对某家公司的上市申请,把投票的具体情况和每位委员的意见发表出来,让投资人对即将发行上市的公司有一个比较真实和全面的了解。证券业界需要的是证券分析师,可我国的证券分析师总让人想起股评人士。在这方面可大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企业业绩评估体系,用动态市盈率衡量。建立上市公司和行业风险指数,按期公布。这一体系可向投资人揭示风险,考察各咨询机构的研究实力。应扩编咨询人员队伍,将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与社会上的注册会计师、律师资格甚至是高教自考并轨,去掉一切不必要的条条框框。增加咨询人员队伍的新鲜血液,净化咨询队伍,形成竞争,使证券咨询人员努力工作,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贡献给投资人。要严格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建立对大股东的制衡机制。权力没有了制衡,就肯定会产生腐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行为”也存在这个问题。要想保护中小投资人利益,就必须建立大股东制衡机制。现今有些上市公司的高层,仍然只是大股东掌权,而大多数持股人却无缘过问公司的管理。如果对公司管理层进行一下改造,让一些普通投资者———“小股民”———进入管理层,上市公司恐怕会净化许多。可建立和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引进来自西方成熟市场的正式名词———“独立董事”。何谓独立董事?国际上普遍的观点是:独立董事必须与执行董事、管理层以及任职公司都没有任何业务或其它重要的关系;与执行董事不同,独立董事不受制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管理层,非但如此,他还可以监督公司管理层,从而制约控股股东在董事会内“独断专行”,利用其控制地位做出对公司和普通中小投资者不利的行为。

据说,目前各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美国为62%,英国为34%,法国29%,而在美国公司1000强中,董事会的平均规模为11人,其中独立董事就达到9人,执行董事只有2人。目前支撑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是几千万中小投资者。假如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屡屡受损而得不到有力的保护,假如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投资者就会失去投资信心和热情。对中国证券市场而言,信心比资金更重要,有信心就有资金。投资者的信心是证券市场稳定的基本保证。只有能够真正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市场,才能给投资者以安全感和信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保障市场的持久健康发展。可以这么说,哪个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对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得越好,它的市场效率就越高,市场发展也就越健康。

因此,除了继续加强监管部门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外,应当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即投资者权益保障机构。它集中代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在权益受损时能投诉有门,及时获得法律援助,能够对种种违反法定义务的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督促、监督上市公司和券商切实履行勤勉义务和受托人诚信义务,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广大中小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对他们的保护说到底是法律的保护。我国现行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和《民法通则》中的少数条款。而且,这些条款的规定不是过于原则,就是缺乏明确清晰的界定,可操作性不强,难以起到真正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西方一些证券市场发展成熟的国家学习,他们不但有专门的《证券投资人保护法》,而且规定明确,易于操作。因此,我们在强调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的时候,除了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的范围内加大执法力度外,更应加强和完善与证券市场相关的立法。

第四,进一步提高市场规范化程度,积极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措施是,按市场化原则管理证券业,提高市场透明度。按照《证券法》要求,积极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同时要加强证券市场各参与主体的责任制,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功能,继续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加紧制定《证券法》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着手制定《基金法》、《期货法》,建立比较完善的证券市场法规体系,加快证券发行、上市与交易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在股票发行方面,研究加强交易所一线审核责任,简化上市程序和手续;在上市交易制度方面,研究增加交易时间的可行性,建立高效、公正、均衡的证券管理体制,提高监管效率。

应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坚决按市场经济的原则管理市场,市场能够决定的事就让市场做出选择;如果存在障碍,就应设法清除,积极培育市场,为市场功能的发挥创造条件。还应改革带有较重计划经济色彩的股票发行制度。发行核准制替代行政审批制,成立独立决策的专家发行审核委员会。中国证监会已不再对发行数量、价格进行调控,行政干预让位于市场选择。还有,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扩大上网发行和法人配售相结合的适用范围,证券投资基金按市场方式参与申购而不再享受单独优惠,要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市场自身的问题。还应大力发展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以此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引导理性投资,强化市场机制。要积极推出开放式基金,在基金设立、发行上要由审批制过渡到注册制,保险机构、社保机构可参与发起设立基金,支持基金管理公司与国外专业机构合作。同时,应建立二板市场,按国际惯例运作和管理,把它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转配股上市流通的问题上,一定要保证股市平稳、健康发展。还要完善证券市场结构,推进金融创新,形成我国多层次的市场体系,逐步开放保值性产品市场,并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通过引入外部竞争和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国内证券业各类结构及市场组织的发展、壮大和规范化。鼓励境外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市,试行允许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市,研究向合格的外国机构投资者有限度地开放国内股票市场。加强证券期货业信息系统建设,切实防范技术风险,保障系统安全,提高系统效率。简言之,要加快我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加大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监管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加速培育机构投资者,尽快实现我国证券业制度环境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快金融品种创新,尽快推出指数期货与期权等金融新品种,为我国券商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更多的交易品种与避险工具;尝试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培育我国自己的金融界“巨无霸”,允许券商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鼓励一部分有实力的券商走出国门,在国际证券市场上经受锻炼,壮大自己。

⑸ 全球最触目惊心的房地产崩溃轮回，什么时候降临到中国头上

潮起
二十世纪初，美国经济进入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首先是工业革命的升级，汽车、电话、电力工业不断进步，带来了生产效率的飞跃。其次是欧洲的一战，带来对军工设备、食品、医药等的强烈需求。资本家们拼命扩建工厂，招揽从农村涌进城市里来的孩子，将城市化浪潮推向了高峰。

▲20年代美国汽车工人
到了20年代，一个强大的美国中产阶层形成了。到处都是工作机会，奖金丰厚，假期众多，人们都可以买得起小汽车玩自驾游了，买房增值保值更加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这种现象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日本同样上演。
1973年的石油危机过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其节能型小汽车在全球广受欢迎，尤其是在美国市场上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打的丢盔弃甲。家电、高铁、电子游戏等产业也得益于新技术的进步，迅速兴起。持续的货币贬值，使得出口业的竞争力更加强大。

▲80年代大萧条前的日本
1980年代中期，日本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外汇储备的一半。日本也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豪起来的日本人到全世界去收购、旅游、爆买，当然最刚需的还是日本的房子。
东南亚也有过这一段似曾相识的荣光。

▲80年代,乔治敦,槟城,马来西亚
80年代日本富起来之后，大量的资本跑到东南亚去投资，那时候的新马泰就像一片处女地，工资低廉，民风淳朴。丰田、日立、东芝的工厂纷纷在泰国、马来西亚建起来，工业化迅速发展。热带的阳光海滩，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使得这里成为了极具诱惑力的旅游胜地和养老地产开发地。
中国的黄金十年更是历历在目。
每年的春运期间，浩浩荡荡的农民工返乡潮和奔赴沿海打工的人潮，都让人感概这人类历史上最壮观的迁徙。推动这一切的改革开放、汇率贬值、入世、人多力量大、亚太产业转移、公路港口机场电厂建设……就像一曲震耳欲聋的宏大交响乐，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需求交织在一起，也释放了新富起来的一代人对买房的强烈热情。
每一段的浪潮涌起，都是来自真实需求的推动。尤其是技术革命、工业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快速生产力提升，极大的膨胀了全社会的财富购买力，而其中最大的一项支出通常就是房子。
洪水
1925年，大英帝国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英镑兑美元由之前的1兑3.4 升值至1兑4.866 。这件事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对英出口的加速上涨，欧洲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洪水开始泛滥。
另一方面，1920-1929年期间美国连续出台有利于富人的减税政策 ，再加上垄断家族对中小企业的挤压，使得整个社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了上流阶层的手中。这群人的财富大部分都不会花在消费上，而是用于各种可以资产增值的投资，比如股市、房市，哪边升值得快就往哪边砸。
在日本，这样的现象本来是殊途，后来竟奇妙的同归了。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三年的时间就涨了86%。眼看日元天天涨，依靠出口的日本企业唉声叹气，关怀备至的好家长日本政府连忙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扩内需”政策。 这种政策全天下都是一个套路：降利率。
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将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了2.5%，为当时世界之最。利率降下来，货币洪水就开始泛滥了。但实业仍然是不好做啊，于是在此间的数年，日本国内的资金开始大量进入股市和房地产，股价扶摇直上，楼市四处暴涨。
日元升值，最得益的就是新马泰地区了。
因为这些地区采取的是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同时从1986年开始陆续放松了对金融进出的限制。于是日元长驱直入，有投资工厂的，也有只为赚快钱而跟着来坐等升值的。1989年，泰国的住房贷款额是459亿泰铢，到1996年这个数字超过了7900亿泰铢，涨了17倍。
在马来西亚，领导人制定了雄心勃勃的2020年跑步进入发达国家的计划，强力开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大杀器，到1997年时已为这些基建项目欠下了高达452亿美元的国家外债，其中30%都是短期债务。
汇率贬值和出口畅旺，会带来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比如美国、东南亚，也比如黄金十年前半段的中国。但是，货币升值与出口承压，并不意味着洪水就有可能消失，因为政府为了稳增长的需要，通常会逆周期降低利率，使得洪水的输出龙头从国际市场转向了中央银行。
日本是如此，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同样是如此。今年以来，我国地王频出，北上深房价问鼎世界前十，南京、苏州、合肥、厦门房价四小龙接力，此起彼伏，地产中介在城市小区中三五成群，越开越多，莫不是资金泛滥的表征。
这就像是股市，本来是由基本面驱动的长牛起舞，随着行情的深入，平均市盈率一步步攀高，这个时候的驱动力量，就从基本面需求转向了资本的流动性过剩。
泡沫
资金多了，总是要流入有升值空间的投资渠道的。但是有些时候，政府的放纵和市场的金融创新则让问题进一步迈向滚烫的沸点。
在美国，一方面是政府的不作为，内幕交易不止，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摩根家族等豪强利用其资源买空卖空，大获渔利。另一方面，是全新消费信贷制度的实行。1916年的《联邦储备法》修正案和1927年的《麦克法登法案》，允许国民银行可以发放非农业不动产贷款。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金融创新，本来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也可以买得起了，成倍的扩张了市场的规模，而杠杆的放大效应也让这泡沫变得更大、更虚幻。
在日本，一方面是银行资本金管理制度的改革，在此制度之下，银行必须大量补充资本金，但是由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设定较低，通常只是公司贷款的一半，这使得银行对房贷资金的去向更加鼓励。据统计，1984至1989年，日本银行对房贷的年均增长率为19.9% ，而同期的总体贷款增速只有9.2% ，增速高出了整体的一倍。
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的财阀结构，企业与企业之间互相持股，使得一家企业通过房地产或股市获利了，其他持股企业的账面资产也同时增加，在向银行贷款的时候就可以拿到更高的要价。这其实也是一种杠杆，不断放大着整个社会的财富泡沫。
1985 年，东京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为120.1，到了1988 年暴涨至334.2，在短短三年内增长了近两倍。1990 年，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指数比1985 年上涨了约90%。
在东南亚，一种从香港传入的“炒楼花”游戏就像瘟疫一般盛行起来。
所谓炒楼花，就是在房子开建的时候交了首付，等房子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已经把它转手卖掉了，在房价涨得猛的时候，快进快出，以小博大，其中的复利效应是非常明显的。老一辈的中国人都应该有印象，这种炒楼花游戏也曾经广泛在90年代的沿海地区盛行，只不过在后来被建设部的一纸休书给禁了，明令房子必须封顶才能买卖。
而在东南亚，炒作气氛越来越浓厚，1994年，房地产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新加坡33%、马来西亚30%、泰国50%。同期房价，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出现了三年涨3倍的幅度，而到1996年的时候，曼谷的商业办公楼空置率已经高达50%。
只要有钱赚，资本总是在变着戏法创新，放大杠杆，那是一种类似于吸毒的瘾，让整个社会兴奋不已，陷入一种集体性的癫痫与迷幻意识里。
在我国的变种，则是首付贷和抵押贷，前者在上半年已被封，但后者正如野火春风般，遍地开花。房地产由于其昂贵的价格，高杠杆已是不可避免，最怕的，则是银行在业绩压力下的非理性放贷失控，通过房价上涨--抵押物升值--进一步推动放贷的攀升，将泡沫一步步吹向云端。
暗涌
泡沫的吹大并不必然会立即破裂，事情总是在悄悄的起变化。
1922年，美国参议员斯特姆起草了一个关税法案，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自主品牌抵御欧洲跨国公司的冲击。1927年，关税法案在斯特姆的推动下再次提升。事实上，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直到1930年6月才最终获得通过，但是早在一年多前，其危害已经被放大。
原因就在于，该法案将2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引来欧洲国家的强烈抵制，1929年，美国政府收到了34份外国正式抗议，和大量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当年，美国的出口额就大幅下降了50%。
日本的问题，则是在于低利率并没有让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获得改善，反而鼓励了更多的企业将资源投向来钱快的股市和楼市。于是出口更加艰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股市平均收益率不断下滑，可以继续流入投机市场的水龙头慢慢就枯竭了。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结束，老龄化的到来，庞大存量二手房的积累，刚需市场悄悄的关上了大门。
和美、日这种大国不同，东南亚小国们则是身不由己。
新马泰的工业化阶段仍然处于青春期，人口红利和工资价格都很有竞争力，但是禁不住北方巨龙腾飞所引发的强烈海啸。1994年的人民币强制贬值，汇率从5.7调整为8.6，一下子贬值了50%，亚太产业转移的方向很快就从南流改为了北上。
另一方面，和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也让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业在中国面前失去了价格竞争力，实体企业的收益率开始一步步恶化。
在上个二十年的竞争中，中国大获全胜，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同样严峻。
最值得警惕的，就是人口的“90后陷阱”。90世代的人口出生量比80世代大幅下滑了接近一半，带来的三个后果就是——
1、工人减少，议价能力提升，引发涨薪潮，制造业成本上升，失去出口竞争力。
2、房地产刚需市场减少，连锁效应则是钢铁、水泥等重工业萎靡，大量产能的过剩和亏损。
3、财富效应减少了，能够投资到房地产市场的水龙头也在慢慢的拧紧。
人口也好，老龄化也好，很多问题都是一点点积累的，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在意，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直到有一天，暗涌席卷为巨浪，转化成毁天灭地的海啸。
刺破
随着房价的加速上涨，越来越脱离基本面的真实需求，更多的大众坚信房价会永远涨下去，将所有的财富押宝在上面，甚至借债买房，危机就将一步步逼近。
在房地产的泡沫高峰期，通常是全社会都在讨论房子，聚会在讨论，媒体在讨论，即使是最理性的人，原来完全不屑一顾的人也被这汹涌的房价所击溃，倾其所有献上首付款。人们都坚信一点，“今天不买，明天就买不到了”！
这和牛市巅峰期的舆论氛围如出一辙。
摧毁这一切心理基础的，一定不是某个智者的呐喊，狂热中的赌徒是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声音的。那根针，通常是赤裸裸的现实：钱不见了。
因为钱突然不够用了，买方无法推动房价继续上涨，终至引发整个市场天枰的逆转，看到不对劲的投机者赶紧撤出，由此导致恐慌性的社会践踏事件。
1929年一季度，美联储收缩银根，力图抑制过度的投机气氛，半年后股市崩溃，大萧条降临。
1989年，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并且在政策上严厉限制对房地产的贷款，一年后股市崩溃，房价也同步反转。
1996年，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大量抛售泰铢，泰国政府为稳定汇率，被迫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吸纳，并调高利率严防死守。钱迅速被抽空，股市房市双双崩溃。
2004年，美国开始加息，经过两年多，连续17次加息以后，联邦利率从1%上调至5.25%，低收入阶层终于还不起房贷了，次级债违约开始，逐步酝酿成又一轮的金融风暴。
纵观历次金融危机，几乎每一次的泡沫刺破都和“加息”紧密相关。利率的每一次升高，都抽走了一部分钱，当连续多次之后，大家忽然就会发觉，钱不够用了。
于是泡沫，“啪”一声炸裂！
深渊
房地产崩溃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其市值规模在整个国家财富占比中的份量。
一般来说，房地产由于贷款杠杆效应，其市值总规模通常是国家GDP的2-3倍，在社会总财富中占到一半左右的份额。相对来说，股市总市值通常只有前者的五到十分之一，而债市、期货、收藏品市场等就更少了。
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链牵涉甚广，其相关投资会占到一个国家全社会固投的一半左右，不仅仅是搬砖的，还有挖煤的，造船运铁矿石的，造家具窗帘的，甚至国道边服务于运输司机的沙县小吃，无不被一根隐形的锁链紧紧扣住。
而这根锁链尽头，最重要的一环则是银行。因为银行贷款中，房贷的占比通常是最大的，泡沫一旦破裂，不仅是房地产企业破产，银行也将因为巨量坏账而深陷其中。当银行出现问题，那么所有的人都将逃不脱这噩梦的缠绕。
1929年的大萧条中，10万家企业破产，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失去工作，无数的富豪、投机者沦为乞丐。麦当劳创始人雷·克洛克，被迫做了17 年的纸杯推销员来还债，《股票大作手回忆录》里的主角杰西·利弗莫尔，吞枪自杀。据《光荣与梦想》记载，胡佛总统打电话给参议员波默林，任命他主持复兴金融公司。在接到电话时，波默林的口袋里只有九角八分钱，而且在他前往宣誓就职的路上，就有十个叫花子跟他要钱。
严重的房地产危机、股市危机、银行业危机，最终演化为社会危机、军事危机，席卷全球。
19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中，日本全国住宅地价下跌了一半，商业用地价格下跌了七成，而跌幅最巨大的则是泡沫最严重的东京都地区。
迅速蔓延的危机，推倒了东京协和信用社、宇宙信用社、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山一证券等180多家金融机构。
1990 年 6-12 月，仅证券业就裁减了 14000多人。1992年，失业人口高达80-100万人，失业率直线飙升。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无数家庭沦为负资产阶层，而最严重的印尼，则陷入了政府倒台，社会骚乱，种族屠杀等的一系列动荡之中。
2009年的美国次贷风暴，甚至席卷到欧洲、阿拉伯世界，引爆了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等无数国家的内战和政治危机。
我们将向何处
回顾历史，十次危机九次地产，在一开始，通常都来自技术革命、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经济繁荣，然后在社会财富的增长过程中，唤醒买房的刚性需求。接着，房价开始涨，投资属性凸显，越来越多精明的投资者入局。
涨的时间越长，人们越坚信“房价永远会涨”的真理，其支持论点大致有二：
1，“政府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
2，“房价已经涨了20年，如果还要涨20年才会崩盘，那我管那么多干嘛？”
我们的人生经验中，见过了太多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商品期货跌过，股市涨跌都好几轮了，只有房地产，一直在经历着慢牛。因此人们越来越愿意将所有的资产投入到这看起来唯一安全的避风港中，于是推动了房价的进一步暴涨。
房价涨的越快，人们便越失去理性，生怕再也买不起房子了，于是借钱、抵押也要将首付交上，当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有房者。这个阶段中，房价租售比越来越高，就像股市一样，平均市盈率不断抬升，全社会都陷入了狂热之中。
但房价是否一定会崩盘呢？
如果读完上面的这些现象描述，你一定会觉得今天的中国和他们太像了，几乎每一个问题和征象都已出现。崩盘，或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读的历史还不够深。
我们再读一次历史， 删繁就简。
1997年的东南亚，工业化刚刚进入青春期，因为在与中国的资源竞争中败北而盈利恶化，危机加深，再加上索罗斯的攻击，国家储备枯竭导致流动性短缺，意外崩盘；
1929年的美国和1991年的日本，都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城市化完成，工业化结束，需求停滞，再遇上加息、加税等一系列的政策叠加，最终泡沫刺破。
你得到了什么启示呢？
1、对于小国来说，竞争形势复杂，命运由天不由我。就像小盘股，波动会很剧烈，崩盘说来就来。
比如香港，7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中，房地产周期每十几年左右轮回一次，1973年石油危机后房价下跌40%，1981年中英谈判之后房价暴跌60%，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又跌了70%，2016年的这一轮旅游业寒流中，房价半年时间已经下挫20%。
房地产崩盘就像过家家，什么样的世面没见过。
2、对于大国来说，竞争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结局则完全不同。就像大蓝筹，稳定性要好得多。
特别是对于全球第一第二的大国来说，在追赶先进的过程中由于市场规模、潜力等各种资源都是最佳的，竞争力强大，因此通常能够获得持续的“转型优先权”。
比如中国，虽然有着这样与那样的诸多问题，但是环顾全球，与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金砖国家相比，无疑是最强的，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又仍然较低，因此仍然可以享有技术转移所带来的“生产力提升红利”。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这使得中国仍然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里转型前景和潜力最好的。这就确保了中国有极大的机会走出转型陷阱，全产业的平均收益率不会跌到负数。于是房价，高高在上的房价，就得到了支撑，虽泡沫而仍不至于破裂。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只是1970年代中期的日本。1974年的能源危机过后，日本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转型低迷，汇率贬值。但是此后，随着转型的成功，产业竞争力提升之后，企业利润大涨，社会财富剧增，房价的泡沫就得到了缓解，继续维持着又涨了十几年。
3、在如今这个市道环境下，超过一半的行业都在萧条，政府不可能加息。在中国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面前，也不可能有哪个对冲基金敢飞蛾扑火。
这就是中国与美日东南亚崩盘时的重要区别。由此我们可以相信， 这泡泡，大概数年之内还看不到破裂的可能性。
4、对于大国来说， 房价的崩盘通常来自其国家走向世界巅峰之后。
1929年的美国，1990年的日本，都已经是当时世界大国中最发达的一员，产业竞争力强大，看似无坚不摧。但危机往往就此而孕育。
因为这个时候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将不再能够依靠“转移”来获得，于是增速逐渐停滞，再也无力追上膨胀的泡沫，在惯性作用下将泡沫吹向了无穷大。
1929年的美国，1990年的日本，房价泡沫事实上远远比今天的中国更加夸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1990年的日本，光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全美国的地价，1920年代后期的美国，迈阿密市7.5万人口中就有2.5万名地产中介，两千多家地产公司。
承认吧，今天的中国房价，虽然泡沫，但就整体而言，显然还达不到美日当年的高度。以美日当年的泡沫程度来说，北上深的房价，对应的或许将是纽约房价的两倍。
就是这么疯狂的不可思议，就像6000点的A股，2000年的纳斯达克，消灭10元股，市盈率千倍万倍，鸡犬升天。
之所以会达到这样的疯狂状态，因为大国盛世，信心膨胀到了极点，股市、楼市、几乎所有的资产市场都在涨，更加容易让所有人都陷入迷失状态之中。
只有极盛，才会狂妄，才会将危机推向万劫不复，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与他们相比，中国目前的这点泡沫，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⑹ 合伙企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上市公司分红，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

《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2018年股权转让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税总稽便函[2018]88号）第一条第 (三)项规定，财税【 2 01 5 ] 101号文件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适用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该"个人"不包括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
依据上述规定，合伙企业将从上市公司取得的分红分给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不适用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⑺ 历史上一共有几次股灾

历史上最严重的股灾一共有七次。分别是1929年美国大股灾、1987年美国股灾、1989年日本股灾、1973年香港股灾、1990年台湾股灾、1996年中国股灾、2001年中国股灾。

⑻ 如此低的市盈率为什么股价不涨，又是个骗

今年的A股市场专治各种不服。

从1200元的贵州茅台，到99倍市盈率的恒瑞医药，再到3000亿市值的酱油股。

什么样的白马股都可能会辜负你，只有消费行业的核心资产才是稳稳的幸福。

不过从传统意义上的估值情况来看，大消费板块无论市盈率（PE）还是市净率（PB），都已经不便宜了：

① 食品饮料行业的PE为32.17倍，达到历史百分位68%，PB为6.5倍，达到历史百分位的81%；

② 细分白酒板块市盈率更是高达32.17倍，远高于历史均值水平。

消费股的估值，过高了吗？

国泰君安零售团队最新发布《坚守消费龙头，分享中国成长》，详细地分析了消费股估值逻辑正在发生的转变。

本文共2303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拉至本文底部可阅读本文核心观点。

还记得美国“漂亮50”吗？

探讨消费白马股估值是否过高的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下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的“漂亮50”行情。

所谓“漂亮50”，指的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备受追捧的50只大盘股，它们当中有很多我们至今仍然耳熟能详的消费品牌，比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等。

“漂亮50”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高盈利、高PE同时存在，直译为“很贵的好股票”。

自1971年开始，“漂亮50”股价和估值水平迅速抬升，1972年底估值中位数超过40倍，最高的宝丽来公司估值甚至超过了90倍，而同期标普500估值中位数仅为12倍。

纵观市场，我们不难发现，消费股尤其受到大资金的重点青睐。分析其背后原因，我们认为有两点：

1、业务模式清晰，财务内容简单 2、经济下行期更具避险属性

消费股抱团行情何时会结束？

仍旧以美国“漂亮50”为例，“漂亮50”行情走向终结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1）美国大幅的财政赤字和信贷扩张积聚高通胀泡沫，粮食危机触发CPI上行，美联储不得不加速收紧货币政策；

2）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导致通胀进一步恶化，原材料成本上升侵蚀企业盈利，企业毛利率和盈利增速双双下行，股市由牛转熊；

3）自1973年起，“漂亮 50”的盈利增速和ROE开始回落，盈利稳定性受到市场质疑。

我们认为，A股机构“抱团取暖”的现象只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被打破：

1）消费龙头业绩持续低于预期，但目前而言，贵州茅台、五粮液、格力电器、美的集团等白马股营收和净利润保持稳定增长；

2）像美国“漂亮50”那样，A股遭遇大的外部变动，例如中美摩擦全面升级或全球经济断崖式衰退，但目前来看概率很小。

两种情况在目前来看可能性都很小。

后续如何配置？

后续配置上，我们建议从两条主线主线挖掘投资机会。

1）供给看效率：经营效率高、业绩增长稳健、竞争优势明显的龙头企业，将会持续通过挤压中小企业的市场份额来获得成长，值得重点关注。

2）需求看红利：三四线市场仍存在巨大的消费需求红利，看好所处赛道成长性强、行业逻辑和收入端均有支撑的企业，尤其是战略重心向低线级市场扩张、能够通过自身管理及成本优势提升市场份额的龙头公司。

本文观点总结：

1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大消费板块现在已经不便宜了。

2 但消费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龙头股不应简单按照市盈率（PE）判断估值水平高低。

3消费行业的估值体系正在从PE模型向DDM模型转变。消费龙头一旦建立起足够深的“护城河”，稳健增长、市占率提升、盈利改善、持续分红等就足以支撑其估值水平。

4 国内资金和海外资金在大消费行业保持了较高的配置热情。消费股受到大资金青睐的原因是其业务模式清晰，财务内容简单，且在经济下行期更具避险属性。

5 消费股抱团行情在短期内不容易被打破。后续配置上，从供给看，关注龙头企业；从需求看，关注成长性强、行业逻辑和收入端均有支撑的企业。